1998年夏的一天，我们一家三口驱车到珠达海，住进了老友宋辞事先为我们租好的与他家同一小区同一栋楼的三室一厅的房子。把简单的东西收拾好己是傍晚。宋辞和太太于芳请我们在望海楼吃饭庆祝乔迁之喜。看着窗外绵延的情侣大道和灰蒙蒙的海天一色，那天预报夜间有强台风登陆。我突然产生一个奇怪的联想，如果被大海包围的珠海有一天被淹没，水下灯光通明的世界一定美极了……
那时的珠海几乎没有高层建筑，80%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移民。大白天宽敞的街道上也人车稀少，星星点点几个骑自行车的也不遵守交通规则，想咋骑咋骑。海风吹着阔叶的亚热带乔木沙沙作响。路灯几乎一直亮到第二天的中午……
珠海这一年的闲居差不多就是我在旅顺的延续。从深圳去珠海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年选择投身商界，就是想改变自己的生命状态和生活方式。按理来说在我们这代人中我算是投身商界最早的一波，但到今天为止，我认为我也不是一个成功的商人，甚至说是一个失败的商人。那段时间我突然产生强烈的疲惫感和厌倦感，就是想好好的休息和反思一段，为之后的东山再起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和积淀。
珠海这个海滨城市，生活节奏特别慢，很适合安居乐业。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去珠海就是休息，什么都不想，但是呆了一阵子又闲不住了。当时正在兴起自由撰稿人的风气，我一想闲着也没事正好把这些年的个人感触和商界体会写一写。实际上我太太也是文学人，也写过小说，我说这样，咱俩一起写一写，看看能不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那一年我们是很认真很投入的写作。每天把想好的标题都贴到墙上，我每天白天睡觉，午夜过后冲个凉。那时还不会电脑打字，预备蜡烛和清凉油，防止停电和困。当时为了保留底稿，还买了复写纸。
最早给的就是认可的几家报刊，《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再加上《书城》杂志，后来还有深圳、珠海和香港的报纸。印象特别深的是第一次看了王菲个人演唱会现场，写了一篇《冷抒情》的乐评发在《南方都市报》上，引来一阵好评一一
“1999年10月9晚，珠海现代化的露天体育中心，王菲站立于舞台中央一座透明的玻璃塔顶，以冷漠而华丽的歌声拉开了“精彩99??王菲珠海演唱会”气势非凡的序幕……
在音乐的回旋和律动中、我感受到音乐的神奇。王菲的歌声伤佛唤醒了观众心底沉睡已久的声音冲动和集体无意识，台上台下，场内场外，天地之间，共鸣着一个巨大情感磁场……
此对此地的王菲，一反昔日的前卫、标新立异和夸张，也没有眼花缭乱地更换发型和彩妆。长卷发披肩，全场只换了3一4套花裙，也很少展颜一笑，不知道现在的王菲如此沉静而肃重的打扮是否暗示着不同以往的心情？
当她唱起那首传涌千古的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间方天……此事古难全”，一种悲情的渗透令人感怀伤世。尤其当大屏幕上交差打出王菲女儿窦靖童成长的动态图像时，王菲幸福而凄惘，快乐而迷茫的双重表情更让观众揪然……
两个小时，王菲唱了25首歌。除了广泛流行于卡拉OK的“棋子”和站在活动圆型小舞台沿轨道滑向观众中间唱的“我愿意“引起观众席上的一阵喧哗和骚动外，其余时间观众都在静静地倾听或轻声辅唱或有节泰地挥动萤光棒。
听王菲的歌如果不是耳熟能详确实有一种难度和距离，因为王菲的歌可说自成一派在”咿咿呀呀、呜呜哎哎”的助唱中，一种单音歌唱技巧使歌词的语义被淡化和抽空，类似藏族宗教音乐和非洲土著音乐的发音方法，被王菲用来演绎和传达现代生活的破碎和无常。尤其她擅长的颤音、滑腔和变调以及鼻音，舌后音和胸腔的合音更显得不动声色和惟妙惟肖。这种变形、夸张和怪诞的歌唱方式很适合表现当代生活的日常空虚以及现代人对痛苦和伤疼的无奈，无所适从，无动于衷和无所谓，有一种隔岸观火的冷抒情效果????
此次王菲的演唱会，与百变梅艳芳和“妹力四射“的张惠妹截然不同，全场没有一个伴舞，只有偶尔几个漫不经心的动作，也没有讨好观众的大段道白和煽情对话，只是一首接一首地唱，几乎没有与观众交流的欲望，我倒认为这才是歌手的本份，也是对观众的最大尊重，因为观众自会欣赏。
当王非唱毕那首著名的“执迷不悔”时，场内又一次响起那个浑厚的男低音：精彩99??王菲珠海演唱会到此结束，请观众退场。对热情观众加唱的请求亳无转寰余地。观众尚未完全退场，造价昂贵的舞台和新搭建的观众席，就已经开始噼噼啪啪地拆掷了——王菲的大牌风范可见一斑！
演唱会在如梦如幻的恍惚中曲终人散，观众如潮水般退出，留下空寂如初的千万把座椅。王非像流星一样来无影去无踪了，只有她的歌声还在每个观众的心中徘徊。走出体育中心好远好远，回头伫望那座庞然大物，更像是一场真实的黑色错觉……”
后来我成了该报的专栏作者。写了一批乐评、影评和随笔及杂文。当时《南方都市报》正值鼎盛期，总编是比我晚几届的知名校园诗人陈朝华，与《南方周末》双南并立，在中国的新闻界开风气之先，引潮流之上！
那一年里，我和太太协同作战，我主要写作，她主要带孩子，有时她也交替写，每个月的稿费大概在三千到四千元，在珠海生活是没问题的。
每天晚上，我和我太太都做好一桌饭菜，把老宋夫妇还有其他都是移民的楼上楼下邻居喊过来喝酒，一直喝到半夜，天天就过着这种流水席般的生活。节假日也是这帮近邻一块上到楼顶的平台上摆上长条桌，每家带二道拿手菜，全国八大菜系差不多都能凑齐。
望着不远处的大海，把酒临风，举杯对月。兴致所来，我和老宋还会即席朗诵自己的原创诗歌，犹如散仙一般的日子啊一一迄今为止对我来讲最开心最平静的生活就是在珠海这段时光。
但期间发生了一件事，让我感叹江湖真是无处不在，躲也躲不掉哈。
当时珠海新开了一家超大的游乐园“梦幻水城”。有一天下午天气闷热，宋辞夫妇和我们两口子一起带女儿去消暑玩乐。同行的还有我俩在《花河日报》的同事，后也南下广州在《粤港信息报》任职的王福和他的情人小曼。
在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大呼小叫，开心尽兴中不知不觉接近晚饭时间。我们一帮人出来去存储柜开锁取衣服时，发现我和老宋的衣物全都被撬丢失了，还好王晓的存储柜和我俩不挨着，侥幸没被偷。除了手机和钱包等贵重物品外，最让宋辞着急上火的是他上午去采访市委书记亲自主持召开的重要会议，包里有相关会议资料和纪要及写的新闻稿，当天晚上必须要交审明早刊出！
于是我俩把服务员叫来严辞质问！但服务员一脸无辜相说，“对不起，先生。我们也不知道啊。”
“你们必须要郑重道款和赔偿！”，我大声喊道。
这时我俩只穿着游泳裤与服务员理论着，显得有些狼狈。服务员现给我们找了两套他们的工装让我俩穿上，领我们到前台去找经理谈。当我们和两位夫人在大厅相见时，看到我俩的滑稽模样不禁喷笑不止。但听我俩说明情况后也不禁气不打一处来嚷着让对方赶紧解决问题。
这时来了一个前厅经理说刚跟领导请示，每人赔偿一千块钱就算了事。一向温文儒雅的老宋也火了：“胡说八道！我要见你们领导。你告诉他我是《珠江晚报》副主编宋辞。”
对方一听是报社领导，赶紧去前台打电话请示，然后带我们来到总经理办公室。一位面色腊黄，未开化好的本地人相貌的中年人站起来与宋辞握了握手，皮笑肉不笑哼哼哈哈地说：“宋主编哪，我也姓宋，都是自家人。不要生气啦。我和费报的杜社长很熟的。我们每年都在你们报社投不少的广告啊”
这家伙一上来就套瓷并以势压人，老宋一时有点蔫。
我一看形势不利就抢过话头，“宋总，别套瓷哈。我是香港《晶报》的记者”，当时我通过时任深圳报业集团副总编的诗友陈升为了写稿方便弄了一个特约记者证。并一指同来的王晓，“这位是《粤海信息报》要闻部的陈主任”，我们今天是来珠海采访你们市委书记梁广同志的，关于如何更好地发展当地的旅游事业。宋辞是陪同我们来你们这考查和体验的。没想到竟出现这样荒唐而严重的事情！”
对方听我这么一介绍，口风立刻一变，“正好到饭口啦，我请各位品尝品尝我们珠海的海鲜，也欢迎香港和广州的新闻界朋友来光临指导和监督。”
宋辞正想答应，王晓机智而老练地接过话头，“感谢宋总的热情，非常抱歉我们今晚己有约，特区宣传部的马部长为我们接风。麻烦您尽快拿出一个赔偿方案给我们。”
说完没给对方再纠缠的机会，我们转身就走，然后开车回到我家商量怎么办才能让他们认错就范。
到家后，我太太先找了两套衣服让我和宋辞换下有点可笑的工服。泡上一壶绿茶，洗了一盆南方水果。然后和于芳准备下厨做晚饭。留下我们三位东北大老爷们继续讨论。考虑到老宋还要在本地混的难处，最后达成一致意见以我和王晓所在报纸写了一篇亦庄亦谐的批评稿，随即正式发传真给了那位宋总。
半个小时，我们正要吃饭，王晓的手机响了，是宋总的电话。除了一连声的道歉外，一本正经地让我们拉个失物清单及价格，他们一定会尽快赔偿。
放下电话，我们全体一阵大笑，连可爱的3岁女儿也拍着小手跟着起哄。
随后我太太主笔拉了个失物清单，东西件数没有做假，但普通商品都换上了名牌，这个她最在行。价格应该翻了三倍，狠狠宰了一刀，以解心头之气！一一这顿酒喝得舒心而过瘾，都有点高了。不时在回忆在故乡的往事和记者生涯中的那些快意时光……
第二天上午接到通知让我们派人去领赔偿款。我和于芳去取，因为她是社保局官员，对这类事比较应对自如。一路上我俩谈笑风声，说等拿到钱后中午请大家吃大餐。
当于芳从水上世界办公室轻快地走岀来时，手上拿着两个厚厚的信封。我第一时间给宋辞打电话，“搞定！”。并通知他们在家正等好消息的诸位马上去珠海香洲吃那家著名的家乡菜“东北人“。如果读者认为我费如此多的笔墨写这么个小故事未免平淡，那我可以告诉你更惊险的好戏还在后头。
俗话说福不双至，福不单行。当我们所有人兵分两路到达饭店时，因为是周五，连外摆都坐满了食客。和于芳熟识的老板娘就在饭店出口附近给我们临时加了台。当我们6个大人和一个小孩坐下来后，我和宋辞把经典东北菜点了整整一大桌。
正当我们吃着唠着，心花怒放甚至有点得意忘形之际，从饭店里走出一位又高又瘦的男人和两个矮胖子，边走边比比划划，一副旁若无人的架势。其中高瘦男人不小心也许是故意碰到了背对门坐着的我太太，她回首说了一句：“看着点呀！”。不想那高瘦男人不但没表示歉意，反而一巴掌拍了我太太肩膀一下，嘴里还不干不净的说着什么。见状，我和王晓同时腾地站了起来，两个矮子也武武宣宣冲了过来。
从小就学摔跤的粗壮的王晓，一个跨步上去将正往上扑的瘦高男人一个大背摔倒在地上，我抄起塑料凳子砸向其中一个矮胖子，宋辞和泼辣的于芳架住了另外一个胖子。这时饭店周围已经聚拢了很多人围观。就在这时我们听到小曼尖声说；“出血了！”，我低头发现被王晓摔倒的瘦高男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脑袋周围渗出了血迹。之前在家乡开过夜总会，几乎天天跟黑社会打交道的小曼，人狠话不多，顺手抄起坐在她旁边的我女儿，“撤！”。
于是我们所有人像听到军令一样，拿起东西，冲出人群，打了两辆出租车飞驰而去。经验丰富的小曼半道上还警觉地让我们又换了一次车，以防被跟踪。
到了我家后，大家还有点惊魂未定。喘了气喝口水坐了一会儿，才开始商量怎么办。因为怕对方高瘦男人受重伤甚至有性命之忧。于芳首先说给各大医院特别是饭店附近的医院急诊室打电话，询问今晚有没有类似的伤员去就诊。其次给刑警队的朋友打电话了解边防站有没有封关。因为那时珠海入关还要边防证。如果有人报案可能会封关。
这两件事都由宋辞俩口子去落实。因为他们在珠海工作和生活多年，人缘佳人脉广。一通电话打完既没有人报案也没人急诊。那位刑警大队的朋友镇定老道地说：听你们描述这几个家伙也不像什么好人，所以他们惹了事一般不会报案，二这种人都抗打，受伤也轻易不去医院。听他这么一说我们反而被逗笑了，心上一块石头也仿佛落了地。
过后于芳也给饭店老板娘电话打听这几个人的来路和我们走之后的情况。老板娘反馈说这几个人尤其那个高瘦的男人据传既有高干子弟的身份也有点黑社会的背景，让我们还是小心点。至于当天应该没什么大事，应该就是喝醉了，头摔破流了血。我们撤后不一会儿就被那两个矮肥子扶上车走了。
之后还有一桩有趣的小尾巴，就是这个事件前一周我和宋辞在珠海电视台录了一期类似窦文涛的铿铿三人行节目，谈珠海移民文化，原定下周三播出。为了小心起见，怕被认出，我让老宋通知电视台的朋友，把这期综艺也取消了。
在珠海遁居了一年，澳门回归后，我也准备再度出山。一是不能坐吃山空，二是还想干点事业。正好这时接到诗友苏历明，时任湘财证券投行部总经理，正在运作一起借壳上市的项目，介绍我去做董事财务总监。于是我和太太无限伤感地告别了珠海告别了宋辞夫妇和那些近邻们，先送太太和女儿回蓝城，然后转道赴京，重出江湖。
那时的珠海几乎没有高层建筑，80%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移民。大白天宽敞的街道上也人车稀少，星星点点几个骑自行车的也不遵守交通规则，想咋骑咋骑。海风吹着阔叶的亚热带乔木沙沙作响。路灯几乎一直亮到第二天的中午……
珠海这一年的闲居差不多就是我在旅顺的延续。从深圳去珠海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年选择投身商界，就是想改变自己的生命状态和生活方式。按理来说在我们这代人中我算是投身商界最早的一波，但到今天为止，我认为我也不是一个成功的商人，甚至说是一个失败的商人。那段时间我突然产生强烈的疲惫感和厌倦感，就是想好好的休息和反思一段，为之后的东山再起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和积淀。
珠海这个海滨城市，生活节奏特别慢，很适合安居乐业。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去珠海就是休息，什么都不想，但是呆了一阵子又闲不住了。当时正在兴起自由撰稿人的风气，我一想闲着也没事正好把这些年的个人感触和商界体会写一写。实际上我太太也是文学人，也写过小说，我说这样，咱俩一起写一写，看看能不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那一年我们是很认真很投入的写作。每天把想好的标题都贴到墙上，我每天白天睡觉，午夜过后冲个凉。那时还不会电脑打字，预备蜡烛和清凉油，防止停电和困。当时为了保留底稿，还买了复写纸。
最早给的就是认可的几家报刊，《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再加上《书城》杂志，后来还有深圳、珠海和香港的报纸。印象特别深的是第一次看了王菲个人演唱会现场，写了一篇《冷抒情》的乐评发在《南方都市报》上，引来一阵好评一一
“1999年10月9晚，珠海现代化的露天体育中心，王菲站立于舞台中央一座透明的玻璃塔顶，以冷漠而华丽的歌声拉开了“精彩99??王菲珠海演唱会”气势非凡的序幕……
在音乐的回旋和律动中、我感受到音乐的神奇。王菲的歌声伤佛唤醒了观众心底沉睡已久的声音冲动和集体无意识，台上台下，场内场外，天地之间，共鸣着一个巨大情感磁场……
此对此地的王菲，一反昔日的前卫、标新立异和夸张，也没有眼花缭乱地更换发型和彩妆。长卷发披肩，全场只换了3一4套花裙，也很少展颜一笑，不知道现在的王菲如此沉静而肃重的打扮是否暗示着不同以往的心情？
当她唱起那首传涌千古的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间方天……此事古难全”，一种悲情的渗透令人感怀伤世。尤其当大屏幕上交差打出王菲女儿窦靖童成长的动态图像时，王菲幸福而凄惘，快乐而迷茫的双重表情更让观众揪然……
两个小时，王菲唱了25首歌。除了广泛流行于卡拉OK的“棋子”和站在活动圆型小舞台沿轨道滑向观众中间唱的“我愿意“引起观众席上的一阵喧哗和骚动外，其余时间观众都在静静地倾听或轻声辅唱或有节泰地挥动萤光棒。
听王菲的歌如果不是耳熟能详确实有一种难度和距离，因为王菲的歌可说自成一派在”咿咿呀呀、呜呜哎哎”的助唱中，一种单音歌唱技巧使歌词的语义被淡化和抽空，类似藏族宗教音乐和非洲土著音乐的发音方法，被王菲用来演绎和传达现代生活的破碎和无常。尤其她擅长的颤音、滑腔和变调以及鼻音，舌后音和胸腔的合音更显得不动声色和惟妙惟肖。这种变形、夸张和怪诞的歌唱方式很适合表现当代生活的日常空虚以及现代人对痛苦和伤疼的无奈，无所适从，无动于衷和无所谓，有一种隔岸观火的冷抒情效果????
此次王菲的演唱会，与百变梅艳芳和“妹力四射“的张惠妹截然不同，全场没有一个伴舞，只有偶尔几个漫不经心的动作，也没有讨好观众的大段道白和煽情对话，只是一首接一首地唱，几乎没有与观众交流的欲望，我倒认为这才是歌手的本份，也是对观众的最大尊重，因为观众自会欣赏。
当王非唱毕那首著名的“执迷不悔”时，场内又一次响起那个浑厚的男低音：精彩99??王菲珠海演唱会到此结束，请观众退场。对热情观众加唱的请求亳无转寰余地。观众尚未完全退场，造价昂贵的舞台和新搭建的观众席，就已经开始噼噼啪啪地拆掷了——王菲的大牌风范可见一斑！
演唱会在如梦如幻的恍惚中曲终人散，观众如潮水般退出，留下空寂如初的千万把座椅。王非像流星一样来无影去无踪了，只有她的歌声还在每个观众的心中徘徊。走出体育中心好远好远，回头伫望那座庞然大物，更像是一场真实的黑色错觉……”
后来我成了该报的专栏作者。写了一批乐评、影评和随笔及杂文。当时《南方都市报》正值鼎盛期，总编是比我晚几届的知名校园诗人陈朝华，与《南方周末》双南并立，在中国的新闻界开风气之先，引潮流之上！
那一年里，我和太太协同作战，我主要写作，她主要带孩子，有时她也交替写，每个月的稿费大概在三千到四千元，在珠海生活是没问题的。
每天晚上，我和我太太都做好一桌饭菜，把老宋夫妇还有其他都是移民的楼上楼下邻居喊过来喝酒，一直喝到半夜，天天就过着这种流水席般的生活。节假日也是这帮近邻一块上到楼顶的平台上摆上长条桌，每家带二道拿手菜，全国八大菜系差不多都能凑齐。
望着不远处的大海，把酒临风，举杯对月。兴致所来，我和老宋还会即席朗诵自己的原创诗歌，犹如散仙一般的日子啊一一迄今为止对我来讲最开心最平静的生活就是在珠海这段时光。
但期间发生了一件事，让我感叹江湖真是无处不在，躲也躲不掉哈。
当时珠海新开了一家超大的游乐园“梦幻水城”。有一天下午天气闷热，宋辞夫妇和我们两口子一起带女儿去消暑玩乐。同行的还有我俩在《花河日报》的同事，后也南下广州在《粤港信息报》任职的王福和他的情人小曼。
在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大呼小叫，开心尽兴中不知不觉接近晚饭时间。我们一帮人出来去存储柜开锁取衣服时，发现我和老宋的衣物全都被撬丢失了，还好王晓的存储柜和我俩不挨着，侥幸没被偷。除了手机和钱包等贵重物品外，最让宋辞着急上火的是他上午去采访市委书记亲自主持召开的重要会议，包里有相关会议资料和纪要及写的新闻稿，当天晚上必须要交审明早刊出！
于是我俩把服务员叫来严辞质问！但服务员一脸无辜相说，“对不起，先生。我们也不知道啊。”
“你们必须要郑重道款和赔偿！”，我大声喊道。
这时我俩只穿着游泳裤与服务员理论着，显得有些狼狈。服务员现给我们找了两套他们的工装让我俩穿上，领我们到前台去找经理谈。当我们和两位夫人在大厅相见时，看到我俩的滑稽模样不禁喷笑不止。但听我俩说明情况后也不禁气不打一处来嚷着让对方赶紧解决问题。
这时来了一个前厅经理说刚跟领导请示，每人赔偿一千块钱就算了事。一向温文儒雅的老宋也火了：“胡说八道！我要见你们领导。你告诉他我是《珠江晚报》副主编宋辞。”
对方一听是报社领导，赶紧去前台打电话请示，然后带我们来到总经理办公室。一位面色腊黄，未开化好的本地人相貌的中年人站起来与宋辞握了握手，皮笑肉不笑哼哼哈哈地说：“宋主编哪，我也姓宋，都是自家人。不要生气啦。我和费报的杜社长很熟的。我们每年都在你们报社投不少的广告啊”
这家伙一上来就套瓷并以势压人，老宋一时有点蔫。
我一看形势不利就抢过话头，“宋总，别套瓷哈。我是香港《晶报》的记者”，当时我通过时任深圳报业集团副总编的诗友陈升为了写稿方便弄了一个特约记者证。并一指同来的王晓，“这位是《粤海信息报》要闻部的陈主任”，我们今天是来珠海采访你们市委书记梁广同志的，关于如何更好地发展当地的旅游事业。宋辞是陪同我们来你们这考查和体验的。没想到竟出现这样荒唐而严重的事情！”
对方听我这么一介绍，口风立刻一变，“正好到饭口啦，我请各位品尝品尝我们珠海的海鲜，也欢迎香港和广州的新闻界朋友来光临指导和监督。”
宋辞正想答应，王晓机智而老练地接过话头，“感谢宋总的热情，非常抱歉我们今晚己有约，特区宣传部的马部长为我们接风。麻烦您尽快拿出一个赔偿方案给我们。”
说完没给对方再纠缠的机会，我们转身就走，然后开车回到我家商量怎么办才能让他们认错就范。
到家后，我太太先找了两套衣服让我和宋辞换下有点可笑的工服。泡上一壶绿茶，洗了一盆南方水果。然后和于芳准备下厨做晚饭。留下我们三位东北大老爷们继续讨论。考虑到老宋还要在本地混的难处，最后达成一致意见以我和王晓所在报纸写了一篇亦庄亦谐的批评稿，随即正式发传真给了那位宋总。
半个小时，我们正要吃饭，王晓的手机响了，是宋总的电话。除了一连声的道歉外，一本正经地让我们拉个失物清单及价格，他们一定会尽快赔偿。
放下电话，我们全体一阵大笑，连可爱的3岁女儿也拍着小手跟着起哄。
随后我太太主笔拉了个失物清单，东西件数没有做假，但普通商品都换上了名牌，这个她最在行。价格应该翻了三倍，狠狠宰了一刀，以解心头之气！一一这顿酒喝得舒心而过瘾，都有点高了。不时在回忆在故乡的往事和记者生涯中的那些快意时光……
第二天上午接到通知让我们派人去领赔偿款。我和于芳去取，因为她是社保局官员，对这类事比较应对自如。一路上我俩谈笑风声，说等拿到钱后中午请大家吃大餐。
当于芳从水上世界办公室轻快地走岀来时，手上拿着两个厚厚的信封。我第一时间给宋辞打电话，“搞定！”。并通知他们在家正等好消息的诸位马上去珠海香洲吃那家著名的家乡菜“东北人“。如果读者认为我费如此多的笔墨写这么个小故事未免平淡，那我可以告诉你更惊险的好戏还在后头。
俗话说福不双至，福不单行。当我们所有人兵分两路到达饭店时，因为是周五，连外摆都坐满了食客。和于芳熟识的老板娘就在饭店出口附近给我们临时加了台。当我们6个大人和一个小孩坐下来后，我和宋辞把经典东北菜点了整整一大桌。
正当我们吃着唠着，心花怒放甚至有点得意忘形之际，从饭店里走出一位又高又瘦的男人和两个矮胖子，边走边比比划划，一副旁若无人的架势。其中高瘦男人不小心也许是故意碰到了背对门坐着的我太太，她回首说了一句：“看着点呀！”。不想那高瘦男人不但没表示歉意，反而一巴掌拍了我太太肩膀一下，嘴里还不干不净的说着什么。见状，我和王晓同时腾地站了起来，两个矮子也武武宣宣冲了过来。
从小就学摔跤的粗壮的王晓，一个跨步上去将正往上扑的瘦高男人一个大背摔倒在地上，我抄起塑料凳子砸向其中一个矮胖子，宋辞和泼辣的于芳架住了另外一个胖子。这时饭店周围已经聚拢了很多人围观。就在这时我们听到小曼尖声说；“出血了！”，我低头发现被王晓摔倒的瘦高男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脑袋周围渗出了血迹。之前在家乡开过夜总会，几乎天天跟黑社会打交道的小曼，人狠话不多，顺手抄起坐在她旁边的我女儿，“撤！”。
于是我们所有人像听到军令一样，拿起东西，冲出人群，打了两辆出租车飞驰而去。经验丰富的小曼半道上还警觉地让我们又换了一次车，以防被跟踪。
到了我家后，大家还有点惊魂未定。喘了气喝口水坐了一会儿，才开始商量怎么办。因为怕对方高瘦男人受重伤甚至有性命之忧。于芳首先说给各大医院特别是饭店附近的医院急诊室打电话，询问今晚有没有类似的伤员去就诊。其次给刑警队的朋友打电话了解边防站有没有封关。因为那时珠海入关还要边防证。如果有人报案可能会封关。
这两件事都由宋辞俩口子去落实。因为他们在珠海工作和生活多年，人缘佳人脉广。一通电话打完既没有人报案也没人急诊。那位刑警大队的朋友镇定老道地说：听你们描述这几个家伙也不像什么好人，所以他们惹了事一般不会报案，二这种人都抗打，受伤也轻易不去医院。听他这么一说我们反而被逗笑了，心上一块石头也仿佛落了地。
过后于芳也给饭店老板娘电话打听这几个人的来路和我们走之后的情况。老板娘反馈说这几个人尤其那个高瘦的男人据传既有高干子弟的身份也有点黑社会的背景，让我们还是小心点。至于当天应该没什么大事，应该就是喝醉了，头摔破流了血。我们撤后不一会儿就被那两个矮肥子扶上车走了。
之后还有一桩有趣的小尾巴，就是这个事件前一周我和宋辞在珠海电视台录了一期类似窦文涛的铿铿三人行节目，谈珠海移民文化，原定下周三播出。为了小心起见，怕被认出，我让老宋通知电视台的朋友，把这期综艺也取消了。
在珠海遁居了一年，澳门回归后，我也准备再度出山。一是不能坐吃山空，二是还想干点事业。正好这时接到诗友苏历明，时任湘财证券投行部总经理，正在运作一起借壳上市的项目，介绍我去做董事财务总监。于是我和太太无限伤感地告别了珠海告别了宋辞夫妇和那些近邻们，先送太太和女儿回蓝城，然后转道赴京，重出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