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第二天，我就跟着他跑上跑下，档案关系直接提了封进了保密区，各方面的履历又筛选了一遍，连近期的通话记录都过了一遍。郑强问我和张晨是什么关系，我想了想，回了一句：“闹掰的朋友。”
我们曾经是朋友，现在闹掰了，感觉这形容最贴切。
手续都办得差不多了，郑强先给我转账了三千块，我问他什么钱，他说买保险的，我特别诧异地瞅了一眼他。他依旧笑得跟个弥勒佛似的：“公家有公家的保险，这是额外叫你买商业保险的，每年特批一份，跟我们干这行危险系数一点也不低，你多买份保险，我也多安心一些。”
我无话可说，只觉得上了一艘贼船，但上都上了，也没有临时反悔、临阵退缩的打算。
随便找了个网络的保险申请，专门管意外事故的，交了一年的保险钱，受益人需要对方的身份证号码，我想了又想，竟然只记得张晨的。
于是鬼使神差地留下了他的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
第二天坐上卧铺，准备前往汉东，因为不是旅游旺季，买到了两个下铺，整个车厢里也没多少人。郑强比我大了二十岁，他让我喊他郑叔就行。路上，我问郑叔为什么不做飞机或者高铁，郑叔回了我一句省钱，他的差旅费级别够了，我的还没够。
我认真地询问了我自己的级别，得知自己已经从处级干部，变成了最基础的办事员，卧铺票301元整，多出的1块钱还要我自行垫付。
郑叔把被子铺平了，舒舒服服地躺下了，他说:“这也怪你，没事辞职干嘛呢？辞职之后又消失了一个月，联系不上人，过往的关系都清空了，自然要按照最低级别来算。”
“……新来的大学生级别都比我高吧，郑叔。”
“是的，受刺激了吧？”
“那您跟我说的事态紧急，必须尽快赶往？”
“是很急，但也急不来，我们捋一捋思路，不要再被牵着走了。”
“那您给我些资料？”
“都在我脚底下的包里呢，你自己翻着看一看，我先去睡一觉了。”
话音刚落，郑叔翻个身就睡着了，我一边想着他未免对我也太放心了，一边拿了他的包，抽出了一个牛皮纸袋。
牛皮纸袋的封口处有一串无规则的数字和字母，除此之外，连封口都没封，绕开线就能轻松把里面的文件拿出来了。
最上方的，是一封匿名举报信。
火车摇摇晃晃，发出有规律的铿锵声响，我一开始看得很快，到后来越看越慢，看到最后，见到了落款——一个已经同流合污的罪人。
信是用最普通的A4纸打印的，举报信的时间在半年前。
我放下了这封信，开始查看其他的文件，有举报人提供的证据，也有郑叔他们之前搜集的证据，翻完了文件夹中所有文件。凭借我唯一的一次举报经验来看，文件袋中的所有资料，加在一起也无法印证举报信的正确，简而言之，证据不足。
我又重新翻出了举报信，试图从中找寻一些线索，和举报人的心理状态。
这封信读起来有点像述职报告，可以看出写信的人平时与笔杆子没少打交道，他用简单扼要的语言讲清了举报内容，举报汉东领导班子以权谋私，侵吞公有财产，收受贿赂，严重阻挡了当地私人企业的发展，文字下方是一连串的表格。
举报信里重点讲了三件事，一是汉东老城区改造项目内定招标企业，二是汉东扶贫资金发放迟缓，部分资金走向不明，三是上报税收与实际税收存在严重偏差。
这三件事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能发生，但情节都不严重，数目也不会差得离谱。如果这封举报信是真的，那汉东将会刷新过往已曝光的腐败的金额上限。
但问题在于，举报人自身无法提供强有力的证据，巡查组的人前去汉东调查取证了小半年，顺着里面的项目一项项地查，却查不出任何大的问题，小问题虽然有，但并不在触犯法律的范畴内。
由此基本可以判定，这封举报信虽然言之凿凿，但并不具有真实性，这是我看过所有材料的观点。但此刻，我与郑强坐在赶往汉东的火车上，就可以证明这件事存在猫腻，受了工伤的我那些并未谋面的同事们，更能从侧面证明这一点。
我将材料一一放回到了牛皮袋里，又将牛皮袋重新装回到了郑强的包里，长久的阅读让我的脑仁疼了起来，只好抬手揉了揉眉心，又躺了下去，钻进了被窝里。
刚合上眼，就听见了叮咚的手机声响，反应了一会儿，才意识到是新手机的铃音——昨天郑强给了我一部国产机，换了我原来的手机，说是比较保密，我也办了新的电话卡，刚刚正是接收到短信的声音。
我睁开眼睛，看到了一串倒背如流的数字，想了想，还是点了进去。
“陈和平，我今天刚回国，别的我不想再多说了，汉东那边水深，你自己多加小心。”
他这句话甚至是有些担忧的，我想了想，回了他两个字“谢谢”。
我们坐了一夜的火车，终于到了汉东。并没有什么接待人员，于是下了车就要排长长的队伍等着打出租车。
郑强还有心情打趣儿我，他说：“有段时间没自己排队打车了吧？”
“我一直公交车上下班啊，”我特淡定地回他，“倒是您，不出公差的时候几乎不用腿儿的，出公差还要排大队，有没有心理落差啊？”
“你这小子。”郑强拍了拍我的肩膀，一下子就笑了。
我们终于等到了出租车，到了一个小区内的租房内，在那里见到了两男两女，都是巡查组之前过来的同事。
郑强向我介绍：“李洋，陈凯，王海阳，徐冬冬，这是陈和平。”
李洋是个三十多岁的消瘦汉子，正在噼里啪啦敲键盘，闻言向我点了点头。
陈凯年纪大一点，四十出头，正在打电话，也挥了挥手。
王海阳和徐冬冬是两位女士，女士的年龄是秘密。她们正在整理资料，王海阳白净一些，徐冬冬带着一副黑边框的眼镜，两个人都冲我笑了笑。
我挨个打了招呼，郑强直接扔给了我三摞文件：“你以前不是在经济委干过么？来看看这些文件，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捧着这三摞文件，还有点吃力的。
郑强笑了笑：“没欢迎晚会了，干活吧，小伙子。”
“成，就是我挺久没看过这些东西了，效率可能不太快。”
“没关系，看得懂就行。”
于是找了个空地儿开始干活，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看过这些合同，一开始还有些不适应，但很快进入到了状态里。
中午的时候郑叔叫了外卖，一群人放下手里的活开始吃外卖，一边吃一边交流上午的收获——没有任何收获，一切能拿到手的文件都完美无缺，连差错都精准得自然，电话没有问题、款项没有问题、合同没有问题、立项没有问题，既然纸面上找不到什么问题，那只能暗中走访看看了。
常叔率先问了我的想法，我提议走访，却遭到了大家的一致反对，原因无他，我的两位同事就是在走访途中发生了意外，至今还在重症监护室。
郑强之前说的“工伤”竟然这么重，也难怪消息灵通的人不愿意进巡查组，来汉东趟这一摊子浑水。
“怕了么？”郑强问我。
“怕，但毕竟是工作，总要去做，您说对吧。”
郑强舒了口气，拍了拍我的肩膀：“暂时放弃走访，我再弄些文件出来，大家先看看。”
我那两位还躺在医院里昏迷的同事，一定是发现了什么，才会遭遇报复，我问李洋他们是如何受的伤，李洋的表情很平静：“一个走在路上，六楼的花坛被风刮落摔到了脑袋上，一个是车子下雨天行驶，路上遇到了水坑，没注意，结果路面塌方，连人带车都掉了下去。”
“听起来都像是意外。”
“看起来也像是意外，”徐冬冬补了一句，“两次意外中间还差了几十天，查不到丁点猫腻。”
“但这世上哪里有那么多的意外。”
我说了这句话，徐冬冬艰难地扯了个嘴角，她说：“我其实也害怕了，但怕也不能后退，我们如果退了，就真的没人查了。”
下午的调查依旧没有什么进展，徐冬冬和王海阳下楼买了菜，做了一桌子饭菜，还买了几瓶汽水，新的同事们欢迎我的加入，我也请他们多多关照，气氛还算愉快。
饭吃了一半，郑强的电话响了，他没出去直接接了电话，我们就眼见着他脸上弥勒佛一样的笑瞬间消失，握紧了手中的手机。
他轻声回了一句好，挂断了电话。
在我们的视线中，他红着眼说：“钟勇走了。”
钟勇就是那个遇到车辆塌方的同事，他的病情原本已经稳定，医生说，这几天就有希望清醒，但谁也没想到，发现异常后三分钟不到，人就没了。
这些是在赶往医院的车上，徐冬冬带着哭腔告诉我的，我们一行人匆匆赶往医院，当地调查人员已经到了现场，开始核查死因，郑强一路都在打电话，通过特殊途径申请人手援助，现场能看到不少穿同样制服的人。
我们都知道钟勇死得蹊跷，但忙碌了一夜，依旧无法找到任何线索——完美无缺的“恰到好处”的病情恶化抢救无效。就在这天夜里，在同事们轻微的哭声里，我第一次意识到了，权力的恐怖。
我们曾经是朋友，现在闹掰了，感觉这形容最贴切。
手续都办得差不多了，郑强先给我转账了三千块，我问他什么钱，他说买保险的，我特别诧异地瞅了一眼他。他依旧笑得跟个弥勒佛似的：“公家有公家的保险，这是额外叫你买商业保险的，每年特批一份，跟我们干这行危险系数一点也不低，你多买份保险，我也多安心一些。”
我无话可说，只觉得上了一艘贼船，但上都上了，也没有临时反悔、临阵退缩的打算。
随便找了个网络的保险申请，专门管意外事故的，交了一年的保险钱，受益人需要对方的身份证号码，我想了又想，竟然只记得张晨的。
于是鬼使神差地留下了他的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
第二天坐上卧铺，准备前往汉东，因为不是旅游旺季，买到了两个下铺，整个车厢里也没多少人。郑强比我大了二十岁，他让我喊他郑叔就行。路上，我问郑叔为什么不做飞机或者高铁，郑叔回了我一句省钱，他的差旅费级别够了，我的还没够。
我认真地询问了我自己的级别，得知自己已经从处级干部，变成了最基础的办事员，卧铺票301元整，多出的1块钱还要我自行垫付。
郑叔把被子铺平了，舒舒服服地躺下了，他说:“这也怪你，没事辞职干嘛呢？辞职之后又消失了一个月，联系不上人，过往的关系都清空了，自然要按照最低级别来算。”
“……新来的大学生级别都比我高吧，郑叔。”
“是的，受刺激了吧？”
“那您跟我说的事态紧急，必须尽快赶往？”
“是很急，但也急不来，我们捋一捋思路，不要再被牵着走了。”
“那您给我些资料？”
“都在我脚底下的包里呢，你自己翻着看一看，我先去睡一觉了。”
话音刚落，郑叔翻个身就睡着了，我一边想着他未免对我也太放心了，一边拿了他的包，抽出了一个牛皮纸袋。
牛皮纸袋的封口处有一串无规则的数字和字母，除此之外，连封口都没封，绕开线就能轻松把里面的文件拿出来了。
最上方的，是一封匿名举报信。
火车摇摇晃晃，发出有规律的铿锵声响，我一开始看得很快，到后来越看越慢，看到最后，见到了落款——一个已经同流合污的罪人。
信是用最普通的A4纸打印的，举报信的时间在半年前。
我放下了这封信，开始查看其他的文件，有举报人提供的证据，也有郑叔他们之前搜集的证据，翻完了文件夹中所有文件。凭借我唯一的一次举报经验来看，文件袋中的所有资料，加在一起也无法印证举报信的正确，简而言之，证据不足。
我又重新翻出了举报信，试图从中找寻一些线索，和举报人的心理状态。
这封信读起来有点像述职报告，可以看出写信的人平时与笔杆子没少打交道，他用简单扼要的语言讲清了举报内容，举报汉东领导班子以权谋私，侵吞公有财产，收受贿赂，严重阻挡了当地私人企业的发展，文字下方是一连串的表格。
举报信里重点讲了三件事，一是汉东老城区改造项目内定招标企业，二是汉东扶贫资金发放迟缓，部分资金走向不明，三是上报税收与实际税收存在严重偏差。
这三件事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能发生，但情节都不严重，数目也不会差得离谱。如果这封举报信是真的，那汉东将会刷新过往已曝光的腐败的金额上限。
但问题在于，举报人自身无法提供强有力的证据，巡查组的人前去汉东调查取证了小半年，顺着里面的项目一项项地查，却查不出任何大的问题，小问题虽然有，但并不在触犯法律的范畴内。
由此基本可以判定，这封举报信虽然言之凿凿，但并不具有真实性，这是我看过所有材料的观点。但此刻，我与郑强坐在赶往汉东的火车上，就可以证明这件事存在猫腻，受了工伤的我那些并未谋面的同事们，更能从侧面证明这一点。
我将材料一一放回到了牛皮袋里，又将牛皮袋重新装回到了郑强的包里，长久的阅读让我的脑仁疼了起来，只好抬手揉了揉眉心，又躺了下去，钻进了被窝里。
刚合上眼，就听见了叮咚的手机声响，反应了一会儿，才意识到是新手机的铃音——昨天郑强给了我一部国产机，换了我原来的手机，说是比较保密，我也办了新的电话卡，刚刚正是接收到短信的声音。
我睁开眼睛，看到了一串倒背如流的数字，想了想，还是点了进去。
“陈和平，我今天刚回国，别的我不想再多说了，汉东那边水深，你自己多加小心。”
他这句话甚至是有些担忧的，我想了想，回了他两个字“谢谢”。
我们坐了一夜的火车，终于到了汉东。并没有什么接待人员，于是下了车就要排长长的队伍等着打出租车。
郑强还有心情打趣儿我，他说：“有段时间没自己排队打车了吧？”
“我一直公交车上下班啊，”我特淡定地回他，“倒是您，不出公差的时候几乎不用腿儿的，出公差还要排大队，有没有心理落差啊？”
“你这小子。”郑强拍了拍我的肩膀，一下子就笑了。
我们终于等到了出租车，到了一个小区内的租房内，在那里见到了两男两女，都是巡查组之前过来的同事。
郑强向我介绍：“李洋，陈凯，王海阳，徐冬冬，这是陈和平。”
李洋是个三十多岁的消瘦汉子，正在噼里啪啦敲键盘，闻言向我点了点头。
陈凯年纪大一点，四十出头，正在打电话，也挥了挥手。
王海阳和徐冬冬是两位女士，女士的年龄是秘密。她们正在整理资料，王海阳白净一些，徐冬冬带着一副黑边框的眼镜，两个人都冲我笑了笑。
我挨个打了招呼，郑强直接扔给了我三摞文件：“你以前不是在经济委干过么？来看看这些文件，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捧着这三摞文件，还有点吃力的。
郑强笑了笑：“没欢迎晚会了，干活吧，小伙子。”
“成，就是我挺久没看过这些东西了，效率可能不太快。”
“没关系，看得懂就行。”
于是找了个空地儿开始干活，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看过这些合同，一开始还有些不适应，但很快进入到了状态里。
中午的时候郑叔叫了外卖，一群人放下手里的活开始吃外卖，一边吃一边交流上午的收获——没有任何收获，一切能拿到手的文件都完美无缺，连差错都精准得自然，电话没有问题、款项没有问题、合同没有问题、立项没有问题，既然纸面上找不到什么问题，那只能暗中走访看看了。
常叔率先问了我的想法，我提议走访，却遭到了大家的一致反对，原因无他，我的两位同事就是在走访途中发生了意外，至今还在重症监护室。
郑强之前说的“工伤”竟然这么重，也难怪消息灵通的人不愿意进巡查组，来汉东趟这一摊子浑水。
“怕了么？”郑强问我。
“怕，但毕竟是工作，总要去做，您说对吧。”
郑强舒了口气，拍了拍我的肩膀：“暂时放弃走访，我再弄些文件出来，大家先看看。”
我那两位还躺在医院里昏迷的同事，一定是发现了什么，才会遭遇报复，我问李洋他们是如何受的伤，李洋的表情很平静：“一个走在路上，六楼的花坛被风刮落摔到了脑袋上，一个是车子下雨天行驶，路上遇到了水坑，没注意，结果路面塌方，连人带车都掉了下去。”
“听起来都像是意外。”
“看起来也像是意外，”徐冬冬补了一句，“两次意外中间还差了几十天，查不到丁点猫腻。”
“但这世上哪里有那么多的意外。”
我说了这句话，徐冬冬艰难地扯了个嘴角，她说：“我其实也害怕了，但怕也不能后退，我们如果退了，就真的没人查了。”
下午的调查依旧没有什么进展，徐冬冬和王海阳下楼买了菜，做了一桌子饭菜，还买了几瓶汽水，新的同事们欢迎我的加入，我也请他们多多关照，气氛还算愉快。
饭吃了一半，郑强的电话响了，他没出去直接接了电话，我们就眼见着他脸上弥勒佛一样的笑瞬间消失，握紧了手中的手机。
他轻声回了一句好，挂断了电话。
在我们的视线中，他红着眼说：“钟勇走了。”
钟勇就是那个遇到车辆塌方的同事，他的病情原本已经稳定，医生说，这几天就有希望清醒，但谁也没想到，发现异常后三分钟不到，人就没了。
这些是在赶往医院的车上，徐冬冬带着哭腔告诉我的，我们一行人匆匆赶往医院，当地调查人员已经到了现场，开始核查死因，郑强一路都在打电话，通过特殊途径申请人手援助，现场能看到不少穿同样制服的人。
我们都知道钟勇死得蹊跷，但忙碌了一夜，依旧无法找到任何线索——完美无缺的“恰到好处”的病情恶化抢救无效。就在这天夜里，在同事们轻微的哭声里，我第一次意识到了，权力的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