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载坖稍事休息，就准备和李庭竹回南京。因为是参加朝贺，所以朱载坖自己带着陆绎回南京即可，而讲官们和汪道昆继续在扬州挑选送宫内的礼物。
朱载坖和李庭竹准备回南京。其实离朝贺还有一段日子，现在李庭竹亲自来请朱载坖，更多的是想借朱载坖来震慑一下南京的勋贵们。
李庭竹等五家被嘉靖复爵的勋臣，现在分成了两派。
一派是以诚意伯刘世延，他和魏国公一向关系不错，同时刘家也一直没有败落。刘基之孙刘廌虽然在洪武二十四年削爵流放，但是太祖并没有加害，不久后就将其赦免。景泰七年，刘基后代被录为翰林院世袭五经博士。
孝宗弘治十年，录刘基后代为处州卫指挥使。刘家虽然被削爵，但是还是一直有一定的**地位。同时刘家与文臣的关系不错，作为太祖朝浙东派的代表，东南的士绅们一直帮刘家鸣冤。
嘉靖十年，刑部主事李瑜再次提出请复诚意伯爵位，嘉靖才顺带考虑一并恢复李、常、邓、汤、刘五家勋臣爵位的事宜。
而吏部、礼部讨论后的结果是认为刘基是堪比张良、诸葛亮的开国首要谋臣，且太祖皇帝召谕再三许其家族世袭爵 位，丹书之誓俱存铁券，故请皇帝遵照兴亡继绝、讨论大政、酬德报功、修复今典之义裁定恢复诚意伯的爵位。
丝毫不提其余四家的事情。是嘉靖力排众议，于嘉靖十一年四月，封常玄振怀远侯、李性临淮侯、邓继坤定远侯、汤绍宗灵璧侯。
所以五家虽然是一起复爵的，但是实际上天然分成了两个派系。
而曹家自从李景隆被削爵圈禁后，一直到正统十三年才得以开释。被开释后，曹国公家族一直在南京居住，并无官职，与军民杂处，其他三家也比李家好不到哪里去。靖难之役以后的勋臣新贵不可能与曹国公家族有同胞之情，南京的勋臣同样也是落井下石。
朱载坖见李庭竹对魏国公府颇为不满，便问道：“临淮侯和魏国公间，有何芥蒂？”
李庭竹愤愤的说道：“岂止芥蒂，徐家欺人太甚矣！”
原来李家和徐家最大的矛盾，就在于正德时，徐家联合刘瑾霸占了故临安长公主的府邸。曹国公家族的住宅与临安公主的故居距离很近。临安公主之夫、开国功臣李善长之子李棋在其家族被满门抄斩之前就已去世，但是公主府邸一直由其后人居住。
临安公主是太祖皇帝的长女，生前和李文忠、李景隆父子关系极好，临安公主活到了永乐十九年，一直对李家有所庇佑，故而当时还没有复爵的李庭竹的祖父李璿就跑到魏国公府去理论此事，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堂堂魏国公、南京守备，怎么会搭理李璿一个被废了爵位的人，他被魏国公羞辱后，不久就郁郁而终。此事遂成为李家和徐家的梁子了，李庭竹复爵后，一直在向魏国公索要临安长公主的府邸，但是魏国公府仍旧是不予理睬。
朱载坖听了后，觉得此事怎么说都是魏国公不占理，临安公主的府邸，是太祖皇帝赐予的，公主的后人自可居住，你魏国公来巧取豪夺，未免有些吃相太难看了一点，何况朱载坖是个帮亲不帮理的人，这个头，朱载坖肯定要帮李庭竹出了。
朱载坖说道：“此事不难，待孤回南都，寻定国公去，自然有个说法。”
朱载坖才懒得和徐鹏举这个草包扯淡呢，找定国公去和他们交涉才是真的。
李庭竹苦笑道：“殿下不在南京，还不知道，定国公与魏国公大闹了一场。”
有这等瓜，朱载坖准备好好吃吃，这可是大明顶级勋贵的瓜，平常难得一吃的。李庭竹便为朱载坖解释了一下此事。
定国公、魏国公同出于中山王徐达一脉，魏国公是徐达长子徐辉祖一脉，而定国公是徐达次子徐增寿一脉的，虽出同门，但是定国公家族己经由于靖难之役与魏国公嫡系家族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彼此很难维持旧有的亲情，甚至有可能发生矛盾。
这点不论成祖还是朝廷都是十分清楚的，如果留在南京，本家族的**态度也将会让自己陷入尴尬局面。北京是靖难功臣的主要聚居地，定国公家族更容易与他们和谐相处。与魏国公嫡系家族相比，定国公家族的**根基并不深厚，留在北京更有可能获得皇权的庇佑，享受更多的**利益。对于朝廷而言，将带有靖难功臣色彩的定国公家族安排在北京，也有助于维护自身的合法性。
所以魏国公、定国公虽同出于中山王，但是实际上关系已经极为疏远了，但是第一代定国公徐增寿仍然是葬于南京的。所以这次定国公徐延德到南京，也准备祭祀自己的先祖。
没想到徐延德到了徐增寿的坟地一看，陵墓衰朽，破败不堪。徐延德当即大怒，因为自从定国公一脉迁居京师后，徐增寿的墓地就是魏国公府在祭扫，现在这个样子，徐延德当然要找徐鹏举算账了。
更令徐延德愤怒的是，徐达幼子徐膺绪的墓地都一直有魏国公府在祭扫，而徐增寿的墓地却破败不堪。
徐鹏举认为，定国公既然已经从魏国公府分出去了，就应该自己照管徐增寿的墓地，而不是由魏国公府来照顾，至于徐膺绪，人家又没有从魏国公府分出去单过，自然还是由魏国公府来照管。
徐鹏举的说辞简直是胡说八道，徐辉祖、徐增寿、徐膺绪都是兄弟，魏国公府只照管徐辉祖和徐膺绪的墓地，不照管徐增寿的墓地，分明就是还在记恨当年的旧事罢了。
最近南京勋臣闹成了一锅粥，徐鹏举虽然是个草包，但是还真不是是个安分的主，他还在暗示李庭竹，朝贺的时候仍旧由魏国公领班，居朱载坖之后，而不是临淮侯或者定国公。
朱载坖对此只是冷笑。
朱载坖和李庭竹准备回南京。其实离朝贺还有一段日子，现在李庭竹亲自来请朱载坖，更多的是想借朱载坖来震慑一下南京的勋贵们。
李庭竹等五家被嘉靖复爵的勋臣，现在分成了两派。
一派是以诚意伯刘世延，他和魏国公一向关系不错，同时刘家也一直没有败落。刘基之孙刘廌虽然在洪武二十四年削爵流放，但是太祖并没有加害，不久后就将其赦免。景泰七年，刘基后代被录为翰林院世袭五经博士。
孝宗弘治十年，录刘基后代为处州卫指挥使。刘家虽然被削爵，但是还是一直有一定的**地位。同时刘家与文臣的关系不错，作为太祖朝浙东派的代表，东南的士绅们一直帮刘家鸣冤。
嘉靖十年，刑部主事李瑜再次提出请复诚意伯爵位，嘉靖才顺带考虑一并恢复李、常、邓、汤、刘五家勋臣爵位的事宜。
而吏部、礼部讨论后的结果是认为刘基是堪比张良、诸葛亮的开国首要谋臣，且太祖皇帝召谕再三许其家族世袭爵 位，丹书之誓俱存铁券，故请皇帝遵照兴亡继绝、讨论大政、酬德报功、修复今典之义裁定恢复诚意伯的爵位。
丝毫不提其余四家的事情。是嘉靖力排众议，于嘉靖十一年四月，封常玄振怀远侯、李性临淮侯、邓继坤定远侯、汤绍宗灵璧侯。
所以五家虽然是一起复爵的，但是实际上天然分成了两个派系。
而曹家自从李景隆被削爵圈禁后，一直到正统十三年才得以开释。被开释后，曹国公家族一直在南京居住，并无官职，与军民杂处，其他三家也比李家好不到哪里去。靖难之役以后的勋臣新贵不可能与曹国公家族有同胞之情，南京的勋臣同样也是落井下石。
朱载坖见李庭竹对魏国公府颇为不满，便问道：“临淮侯和魏国公间，有何芥蒂？”
李庭竹愤愤的说道：“岂止芥蒂，徐家欺人太甚矣！”
原来李家和徐家最大的矛盾，就在于正德时，徐家联合刘瑾霸占了故临安长公主的府邸。曹国公家族的住宅与临安公主的故居距离很近。临安公主之夫、开国功臣李善长之子李棋在其家族被满门抄斩之前就已去世，但是公主府邸一直由其后人居住。
临安公主是太祖皇帝的长女，生前和李文忠、李景隆父子关系极好，临安公主活到了永乐十九年，一直对李家有所庇佑，故而当时还没有复爵的李庭竹的祖父李璿就跑到魏国公府去理论此事，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堂堂魏国公、南京守备，怎么会搭理李璿一个被废了爵位的人，他被魏国公羞辱后，不久就郁郁而终。此事遂成为李家和徐家的梁子了，李庭竹复爵后，一直在向魏国公索要临安长公主的府邸，但是魏国公府仍旧是不予理睬。
朱载坖听了后，觉得此事怎么说都是魏国公不占理，临安公主的府邸，是太祖皇帝赐予的，公主的后人自可居住，你魏国公来巧取豪夺，未免有些吃相太难看了一点，何况朱载坖是个帮亲不帮理的人，这个头，朱载坖肯定要帮李庭竹出了。
朱载坖说道：“此事不难，待孤回南都，寻定国公去，自然有个说法。”
朱载坖才懒得和徐鹏举这个草包扯淡呢，找定国公去和他们交涉才是真的。
李庭竹苦笑道：“殿下不在南京，还不知道，定国公与魏国公大闹了一场。”
有这等瓜，朱载坖准备好好吃吃，这可是大明顶级勋贵的瓜，平常难得一吃的。李庭竹便为朱载坖解释了一下此事。
定国公、魏国公同出于中山王徐达一脉，魏国公是徐达长子徐辉祖一脉，而定国公是徐达次子徐增寿一脉的，虽出同门，但是定国公家族己经由于靖难之役与魏国公嫡系家族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彼此很难维持旧有的亲情，甚至有可能发生矛盾。
这点不论成祖还是朝廷都是十分清楚的，如果留在南京，本家族的**态度也将会让自己陷入尴尬局面。北京是靖难功臣的主要聚居地，定国公家族更容易与他们和谐相处。与魏国公嫡系家族相比，定国公家族的**根基并不深厚，留在北京更有可能获得皇权的庇佑，享受更多的**利益。对于朝廷而言，将带有靖难功臣色彩的定国公家族安排在北京，也有助于维护自身的合法性。
所以魏国公、定国公虽同出于中山王，但是实际上关系已经极为疏远了，但是第一代定国公徐增寿仍然是葬于南京的。所以这次定国公徐延德到南京，也准备祭祀自己的先祖。
没想到徐延德到了徐增寿的坟地一看，陵墓衰朽，破败不堪。徐延德当即大怒，因为自从定国公一脉迁居京师后，徐增寿的墓地就是魏国公府在祭扫，现在这个样子，徐延德当然要找徐鹏举算账了。
更令徐延德愤怒的是，徐达幼子徐膺绪的墓地都一直有魏国公府在祭扫，而徐增寿的墓地却破败不堪。
徐鹏举认为，定国公既然已经从魏国公府分出去了，就应该自己照管徐增寿的墓地，而不是由魏国公府来照顾，至于徐膺绪，人家又没有从魏国公府分出去单过，自然还是由魏国公府来照管。
徐鹏举的说辞简直是胡说八道，徐辉祖、徐增寿、徐膺绪都是兄弟，魏国公府只照管徐辉祖和徐膺绪的墓地，不照管徐增寿的墓地，分明就是还在记恨当年的旧事罢了。
最近南京勋臣闹成了一锅粥，徐鹏举虽然是个草包，但是还真不是是个安分的主，他还在暗示李庭竹，朝贺的时候仍旧由魏国公领班，居朱载坖之后，而不是临淮侯或者定国公。
朱载坖对此只是冷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