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王国光所说的，朱载坖深以为然，盐引的滥发确实是极为要命的事情，不光是皇帝，大明这些藩王们，一个个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盐引失灵的主要原因在于盐引的超发、滥发。而哪个群体的盐引最多呢？无疑就是这帮藩王们了。
成化时期，德王、吉王、徽王等多次奏讨淮盐，多者千引，少者也有百引；到了孝宗皇帝的时候，几千引盐已经根本满足不了藩王们的胃口了，弘治时期，王府奏讨盐引更趋猖獗，如靖王奏讨10万引，益王、兴王等动辄亦有万引，孝宗都一一答应。
看到兴王等人索要盐引成功，其他的藩王们也有样学样，纷纷向孝宗奏讨盐引，或五万、十万，至二十万引，并无限制，孝宗也都一一答应了。数以万计的盐引就这么被滥发了。
除了藩王之外，另外一个索要盐引的大头就是这些死太监们，他们也经常利用自己和皇帝的特殊关系，索要盐引。成化二十年，太监赵阳、 黄沉、刘关和李泉分别奏讨两淮盐3万引、2万引、2万引和1万引，几个没卵子的阉人，居然奏讨盐引数以万计，他们准备换了盐把自己的大宝贝（小螺蛳）好好腌制一下吗？
还有借办所为皇差大肆侵吞的，还是孝宗时，朝廷拟赐太监王敬盐7000引，用于赴江南采买药材和书籍，王敬却实得盐1.55万引，朱载坖有时候都无法理解，为什么孝宗对于滥发盐引毫无警惕。
谁来给朱载坖翻译翻译，什么他**叫弘治中兴！
孝宗的一通骚操作之后，盐引的信用几乎完全破产，与盐商中盐相比，这些藩王、太监们可不需经过户部开中榜文，而是直接向皇帝奏请盐引。重要的是，他们获得盐引，非但没有用实物上纳边方，而且大肆进行盐引的买卖交易，即所谓的占窝转卖，实则等同于私盐兴贩，其危害在于，造成纳粮与报中的关系脱节，边饷不足，而市面盐引泛滥，价不敷物，最终致使大明盐法大坏，开中法无法推行下去。
和王国光聊了这么多之后，朱载坖深感大明盐政积弊之深，确实是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了。朱载坖对王国光说道：“王铨郎可将这些写成奏疏，由孤转奏陛下。”
盐政事关大明的财赋大计，即便是朱载坖也不敢多言，只能转奏嘉靖，先取得嘉靖的支持，才好进行下一步操作，王国光当然明白朱载坖的意思，当即应允下来。
而此时，李朝观府上，一众晋商们正面色凝重，各自思考起来。李朝观将朱载坖的提议告知了在座的各位晋商大佬们，他们都开始思考朱载坖的这个提议了。
晋商，原本就是以开中起家的，盐的暴利，他们是很清楚的。自太祖皇帝下诏实行开中之后，晋商凭借着地近九边之便，积极参与到输粮换取盐引的活动中，晋商的盐业贸易由此而兴起。
对于盐，他们实在是太熟悉不过了，之前实行纳粮开中的时候，甘肃、延绥、宁夏、固原四镇的盐引对应淮、浙两大盐场；山西镇除淮、浙盐场外，还有部分盐引对应山东盐场； 蓟州、宣府、大同三镇对应两淮盐场和长芦盐场。而两淮盐场是晋商深耕的地方。
实施纳银开中之后，那些继续留在边地纳粮报中的土著商人成为边商， 而在各有关运司纳银领取盐引的商人则成为内商。除了边商、内商外，还有水商，他们从内商处买引盐行销于各地，即所谓边商报引，内商贸其引以支盐，而水商运之。晋商也分化为边商和内商两个部分。
成为内商的晋商，实际上已经脱离了晋商的大团体，他们大多举家搬到淮扬地区，与当地的世家大族联姻，融入东南士绅集团。而留在山西河京师的这些晋商，则大多成为了边商，他们和九边各镇的军官们关系极好，家中子弟也多是行伍出身，以军事擅长，边商和内商的区别可见一般。
面对朱载坖这时候抛出来的橄榄枝，这帮晋商们都在紧张的思考权衡着，从他们的本心来说，当然是愿意恢复实物开中，这样的话，他们又可以利用自己和九边军官的良好关系，在入中的时候得到照顾，同时在开中支盐的时候，他们就占据了主动，可以利用同出晋商的淮扬内商，占据盐窝、优先支盐，攫取食盐的巨额暴利。
但是这么做，无异于虎口夺食，东南的盐商视食盐为自己的禁脔，现在晋商配合朱载坖去恢复开中，对于东南商人们来说无疑是挑战他们的地位，他们肯定会想方设法打击晋商的，东南商人在朝廷的势力可不小，上至内阁次辅徐阶，下至科道言官，都有大批的东南官员，一想到此，不少人还是心中有些惴惴。
这时候一个看起来有些儒雅的商人说道：“既然有裕王殿下牵头，为何不做，天予不取，反受其咎，这点道理还不明白吗？”
说话的是大盐商王崇教，他家中世代经营盐业，尤其是长芦盐场。王崇教的父亲王瑶贩盐淮浙苏湖间，往返数年财资渐丰。到嘉靖元年时，王瑶又独取长芦引数千赴长芦守支，盐业贸易的积累使王家成为富商。王崇教当然想光大祖业，成为大盐商。
而且别人怕东南盐商，他可不怕，他的哥哥就是现任南直隶巡抚王崇古，他娶的可是杨博的女儿，他的侄子就是现任翰林修撰张四维，后台极硬，根本不把这些东南盐商当回事，他反而觉得李朝观畏首畏尾，根本不配做晋商的领袖。
李朝观思虑再三说道：“还是去信虞坡公问问再说吧。”
见李朝观将自己的岳父拿出来，王崇教也不好多说什么，而且杨博也确实是现在晋党的领袖，此事也非他拍板不可。于是李朝观将这些情况写成书信，快马送到蒲州杨博家中，询问杨博的意见。
成化时期，德王、吉王、徽王等多次奏讨淮盐，多者千引，少者也有百引；到了孝宗皇帝的时候，几千引盐已经根本满足不了藩王们的胃口了，弘治时期，王府奏讨盐引更趋猖獗，如靖王奏讨10万引，益王、兴王等动辄亦有万引，孝宗都一一答应。
看到兴王等人索要盐引成功，其他的藩王们也有样学样，纷纷向孝宗奏讨盐引，或五万、十万，至二十万引，并无限制，孝宗也都一一答应了。数以万计的盐引就这么被滥发了。
除了藩王之外，另外一个索要盐引的大头就是这些死太监们，他们也经常利用自己和皇帝的特殊关系，索要盐引。成化二十年，太监赵阳、 黄沉、刘关和李泉分别奏讨两淮盐3万引、2万引、2万引和1万引，几个没卵子的阉人，居然奏讨盐引数以万计，他们准备换了盐把自己的大宝贝（小螺蛳）好好腌制一下吗？
还有借办所为皇差大肆侵吞的，还是孝宗时，朝廷拟赐太监王敬盐7000引，用于赴江南采买药材和书籍，王敬却实得盐1.55万引，朱载坖有时候都无法理解，为什么孝宗对于滥发盐引毫无警惕。
谁来给朱载坖翻译翻译，什么他**叫弘治中兴！
孝宗的一通骚操作之后，盐引的信用几乎完全破产，与盐商中盐相比，这些藩王、太监们可不需经过户部开中榜文，而是直接向皇帝奏请盐引。重要的是，他们获得盐引，非但没有用实物上纳边方，而且大肆进行盐引的买卖交易，即所谓的占窝转卖，实则等同于私盐兴贩，其危害在于，造成纳粮与报中的关系脱节，边饷不足，而市面盐引泛滥，价不敷物，最终致使大明盐法大坏，开中法无法推行下去。
和王国光聊了这么多之后，朱载坖深感大明盐政积弊之深，确实是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了。朱载坖对王国光说道：“王铨郎可将这些写成奏疏，由孤转奏陛下。”
盐政事关大明的财赋大计，即便是朱载坖也不敢多言，只能转奏嘉靖，先取得嘉靖的支持，才好进行下一步操作，王国光当然明白朱载坖的意思，当即应允下来。
而此时，李朝观府上，一众晋商们正面色凝重，各自思考起来。李朝观将朱载坖的提议告知了在座的各位晋商大佬们，他们都开始思考朱载坖的这个提议了。
晋商，原本就是以开中起家的，盐的暴利，他们是很清楚的。自太祖皇帝下诏实行开中之后，晋商凭借着地近九边之便，积极参与到输粮换取盐引的活动中，晋商的盐业贸易由此而兴起。
对于盐，他们实在是太熟悉不过了，之前实行纳粮开中的时候，甘肃、延绥、宁夏、固原四镇的盐引对应淮、浙两大盐场；山西镇除淮、浙盐场外，还有部分盐引对应山东盐场； 蓟州、宣府、大同三镇对应两淮盐场和长芦盐场。而两淮盐场是晋商深耕的地方。
实施纳银开中之后，那些继续留在边地纳粮报中的土著商人成为边商， 而在各有关运司纳银领取盐引的商人则成为内商。除了边商、内商外，还有水商，他们从内商处买引盐行销于各地，即所谓边商报引，内商贸其引以支盐，而水商运之。晋商也分化为边商和内商两个部分。
成为内商的晋商，实际上已经脱离了晋商的大团体，他们大多举家搬到淮扬地区，与当地的世家大族联姻，融入东南士绅集团。而留在山西河京师的这些晋商，则大多成为了边商，他们和九边各镇的军官们关系极好，家中子弟也多是行伍出身，以军事擅长，边商和内商的区别可见一般。
面对朱载坖这时候抛出来的橄榄枝，这帮晋商们都在紧张的思考权衡着，从他们的本心来说，当然是愿意恢复实物开中，这样的话，他们又可以利用自己和九边军官的良好关系，在入中的时候得到照顾，同时在开中支盐的时候，他们就占据了主动，可以利用同出晋商的淮扬内商，占据盐窝、优先支盐，攫取食盐的巨额暴利。
但是这么做，无异于虎口夺食，东南的盐商视食盐为自己的禁脔，现在晋商配合朱载坖去恢复开中，对于东南商人们来说无疑是挑战他们的地位，他们肯定会想方设法打击晋商的，东南商人在朝廷的势力可不小，上至内阁次辅徐阶，下至科道言官，都有大批的东南官员，一想到此，不少人还是心中有些惴惴。
这时候一个看起来有些儒雅的商人说道：“既然有裕王殿下牵头，为何不做，天予不取，反受其咎，这点道理还不明白吗？”
说话的是大盐商王崇教，他家中世代经营盐业，尤其是长芦盐场。王崇教的父亲王瑶贩盐淮浙苏湖间，往返数年财资渐丰。到嘉靖元年时，王瑶又独取长芦引数千赴长芦守支，盐业贸易的积累使王家成为富商。王崇教当然想光大祖业，成为大盐商。
而且别人怕东南盐商，他可不怕，他的哥哥就是现任南直隶巡抚王崇古，他娶的可是杨博的女儿，他的侄子就是现任翰林修撰张四维，后台极硬，根本不把这些东南盐商当回事，他反而觉得李朝观畏首畏尾，根本不配做晋商的领袖。
李朝观思虑再三说道：“还是去信虞坡公问问再说吧。”
见李朝观将自己的岳父拿出来，王崇教也不好多说什么，而且杨博也确实是现在晋党的领袖，此事也非他拍板不可。于是李朝观将这些情况写成书信，快马送到蒲州杨博家中，询问杨博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