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芳也开始积极的筹划起来了，这么大的事情，肯定是要仔细筹划的。此事的重点是如何骗过在宣府口外的黄台吉，还有完成袭击之后的撤出，马芳很清楚，自己此举可谓是狠狠的打了俺答的脸，俺答肯定会报复的，一旦被回师的俺答给咬住，那马芳部就危险了。
所以马芳认为，整个行动最危险的就是撤回的环节就是撤回来的时候，回撤途中有可能遭遇俺答和黄台吉的阻击，所以马芳认为，原路返回是不现实在，大军突袭板升城后，直取捷径回大同镇才是最方便的，这样就可以避开俺答的追击了。
这就需要协调宣府和大同两镇官军互相配合了，而且这事恐怕不是马芳一个宣府总兵能够解决的，宣大总督曹邦辅，甚至兵部尚书江东都需要参与进来。
马芳向嘉靖详细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嘉靖将马芳的奏疏给了朱载坖，朱载坖看过之后，坚决支持马芳，认为不仅是大同镇和宣大总督曹邦辅，蓟镇和蓟辽总督欧阳必进也应该配合马芳。
而且朱载坖还顺势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就是在对南倭北虏的作战中，应该重将权。朱载坖认为，官军之所以屡战屡败，除了官军本身的各种问题之外，大明的体制制约官军也是很重要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地方的督抚大员，尤其是总督，过度干涉总兵用兵教战，是极为不利的。按照大明制度，总督负责布置方略、调度兵马。这是地方总督的首要职责。大明设置地方总督的目的是以其中央钦差的身份统辖地方军政，以便于统一事权，完成预定的军事任务。统一事权说明地方总督握有军事指挥权，有权谋划军事方略，调度麾下兵马。
同时，总督还负有节制文武、举劾官员的权力。节制文武是指地方总督在征伐、镇守过程中，有权指挥调度所辖文武官员，而且对于总兵官来说，总督更是手握粮饷大权，使得总兵不得不俯首听命，积钱粮，粮饷是军务的一大重要内容。地方总督持有粮饷权，能够奏调、筹措粮饷。
使得总兵官根本无法独立行使指挥权，总督一般以兵部尚书或侍郎加都察院都御史衔出镇地方，同时持有王命旗牌，又手握粮饷大权，本来现在就文贵武**，地方督抚们更是捏住了总兵们的命门，总兵虽然号称总镇军门，但是在地方督抚的眼中如同牛马走狗一般。
若是像江东、杨博、曹邦辅这样知兵的大臣总督数镇的话还好，可怕的就是那些不知兵的人一旦担任督抚大员，胡乱指挥，就会导致官军大败，所以朱载坖认为，应当重将权，也就是提高总兵的权力，尤其是在军事指挥上权力。
镇守总兵官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边境安全。在战时，镇守总兵官要负责带领军队出征。在太祖、成祖、仁宗宣宗时期，总兵总揽军务，权力极大，而自正统以来，镇守总兵官的地位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与之相反的， 军镇内部镇内部的文官系统、宦官系统权力开始抬头，不断侵夺总兵官的权力。
嘉靖以外藩入继，与宦官的关系较为疏远，所以在继位之初，就惩处了一批在前朝恶迹昭彰的内官，作为树立威信的手段。加之自嘉靖二年以后，军镇中频繁发生士兵哗变的事件，镇守内官在军镇中侵占屯田、私役军士的恶行被公之于众，文官团体趁机发力，不断向嘉靖上疏，陈述宦官出镇之害。
嘉靖九年八月，巡按云南御史毛凤韶上疏， 请求裁撤云南镇守太监，获得批准。有鉴于此 ,各级官员纷纷上奏，请革内臣。 在得到嘉靖批准后，各地裁撤镇守宦官的工作陆续展开，直到嘉靖十八年五月, 朝廷下令，命所有镇守内官其尽数取回，自后永无遣之，镇守内官制度就此终结，九边军镇正式进入文官领导的时代。
现在不仅是总督凌驾于总兵之上，巡抚、巡按每于年终各开总兵武臣贤否揭帖，从兵部奏请考察，总兵官的去留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巡抚巡按的影响。
朱载坖在给嘉靖的密疏中说道：今各边总兵、廵抚，遇一敌、出一军、赏一有功、 戮一不用命，皆不得自专，必须奏请，事由中制，而欲责之成功，不可得也。
不光如此，分守、分巡等官员的权力也得到加强,又有兵备道、督粮道等官，一个 不断调整、扩大、完善的文臣领导系统在九边地区确立, 形成总制、总督节制数边, 巡抚、总兵文武分制, 文官系统下设守、巡、兵备诸 “道 ”，武官系统 下设副总兵、参将、游击的格局。
而总兵官的地位就十分尴尬了，在上面，有督抚大员的直接领导，还有巡按御史的监督，而在下，副将、参将也对总兵形成了制约。
尤其是副将，是令总兵官最尴尬的存在，总兵而下又有副总兵，加以协守职衔，则事权隆重，则与总兵相等，本来按照朝廷制度，副总兵的职责，主要是协赞总兵整理军务，镇守地方，受总兵节制。但是实际上，总兵与副将之间互相争夺权力的事情是极为常见的。
原因也很简单，因为由于总兵、副总兵只是差遣，而非官职，而往往总兵与副将之间的官职几乎差不多，要想副将俯首听命，这就很难了，而且有时候朝廷还会故意制造这种职务差异，由都督同知充副总兵，而总兵的本官仅为都督佥事，这就会使得总兵与副将之间的上下级关系模糊。
朝廷希望副总兵能够去平衡总兵的职权，因此对于那些敢于争权的副总兵，通常是降敕训斥一番，或是调离该地区改派别处，不会进行严厉的处罚。这就更加刺激了副将们和总兵争权的欲望了，朝廷也可以借机削弱总兵的权力。
长此以往的后果就是总兵官威不振，官军屡战屡败。
所以马芳认为，整个行动最危险的就是撤回的环节就是撤回来的时候，回撤途中有可能遭遇俺答和黄台吉的阻击，所以马芳认为，原路返回是不现实在，大军突袭板升城后，直取捷径回大同镇才是最方便的，这样就可以避开俺答的追击了。
这就需要协调宣府和大同两镇官军互相配合了，而且这事恐怕不是马芳一个宣府总兵能够解决的，宣大总督曹邦辅，甚至兵部尚书江东都需要参与进来。
马芳向嘉靖详细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嘉靖将马芳的奏疏给了朱载坖，朱载坖看过之后，坚决支持马芳，认为不仅是大同镇和宣大总督曹邦辅，蓟镇和蓟辽总督欧阳必进也应该配合马芳。
而且朱载坖还顺势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就是在对南倭北虏的作战中，应该重将权。朱载坖认为，官军之所以屡战屡败，除了官军本身的各种问题之外，大明的体制制约官军也是很重要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地方的督抚大员，尤其是总督，过度干涉总兵用兵教战，是极为不利的。按照大明制度，总督负责布置方略、调度兵马。这是地方总督的首要职责。大明设置地方总督的目的是以其中央钦差的身份统辖地方军政，以便于统一事权，完成预定的军事任务。统一事权说明地方总督握有军事指挥权，有权谋划军事方略，调度麾下兵马。
同时，总督还负有节制文武、举劾官员的权力。节制文武是指地方总督在征伐、镇守过程中，有权指挥调度所辖文武官员，而且对于总兵官来说，总督更是手握粮饷大权，使得总兵不得不俯首听命，积钱粮，粮饷是军务的一大重要内容。地方总督持有粮饷权，能够奏调、筹措粮饷。
使得总兵官根本无法独立行使指挥权，总督一般以兵部尚书或侍郎加都察院都御史衔出镇地方，同时持有王命旗牌，又手握粮饷大权，本来现在就文贵武**，地方督抚们更是捏住了总兵们的命门，总兵虽然号称总镇军门，但是在地方督抚的眼中如同牛马走狗一般。
若是像江东、杨博、曹邦辅这样知兵的大臣总督数镇的话还好，可怕的就是那些不知兵的人一旦担任督抚大员，胡乱指挥，就会导致官军大败，所以朱载坖认为，应当重将权，也就是提高总兵的权力，尤其是在军事指挥上权力。
镇守总兵官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边境安全。在战时，镇守总兵官要负责带领军队出征。在太祖、成祖、仁宗宣宗时期，总兵总揽军务，权力极大，而自正统以来，镇守总兵官的地位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与之相反的， 军镇内部镇内部的文官系统、宦官系统权力开始抬头，不断侵夺总兵官的权力。
嘉靖以外藩入继，与宦官的关系较为疏远，所以在继位之初，就惩处了一批在前朝恶迹昭彰的内官，作为树立威信的手段。加之自嘉靖二年以后，军镇中频繁发生士兵哗变的事件，镇守内官在军镇中侵占屯田、私役军士的恶行被公之于众，文官团体趁机发力，不断向嘉靖上疏，陈述宦官出镇之害。
嘉靖九年八月，巡按云南御史毛凤韶上疏， 请求裁撤云南镇守太监，获得批准。有鉴于此 ,各级官员纷纷上奏，请革内臣。 在得到嘉靖批准后，各地裁撤镇守宦官的工作陆续展开，直到嘉靖十八年五月, 朝廷下令，命所有镇守内官其尽数取回，自后永无遣之，镇守内官制度就此终结，九边军镇正式进入文官领导的时代。
现在不仅是总督凌驾于总兵之上，巡抚、巡按每于年终各开总兵武臣贤否揭帖，从兵部奏请考察，总兵官的去留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巡抚巡按的影响。
朱载坖在给嘉靖的密疏中说道：今各边总兵、廵抚，遇一敌、出一军、赏一有功、 戮一不用命，皆不得自专，必须奏请，事由中制，而欲责之成功，不可得也。
不光如此，分守、分巡等官员的权力也得到加强,又有兵备道、督粮道等官，一个 不断调整、扩大、完善的文臣领导系统在九边地区确立, 形成总制、总督节制数边, 巡抚、总兵文武分制, 文官系统下设守、巡、兵备诸 “道 ”，武官系统 下设副总兵、参将、游击的格局。
而总兵官的地位就十分尴尬了，在上面，有督抚大员的直接领导，还有巡按御史的监督，而在下，副将、参将也对总兵形成了制约。
尤其是副将，是令总兵官最尴尬的存在，总兵而下又有副总兵，加以协守职衔，则事权隆重，则与总兵相等，本来按照朝廷制度，副总兵的职责，主要是协赞总兵整理军务，镇守地方，受总兵节制。但是实际上，总兵与副将之间互相争夺权力的事情是极为常见的。
原因也很简单，因为由于总兵、副总兵只是差遣，而非官职，而往往总兵与副将之间的官职几乎差不多，要想副将俯首听命，这就很难了，而且有时候朝廷还会故意制造这种职务差异，由都督同知充副总兵，而总兵的本官仅为都督佥事，这就会使得总兵与副将之间的上下级关系模糊。
朝廷希望副总兵能够去平衡总兵的职权，因此对于那些敢于争权的副总兵，通常是降敕训斥一番，或是调离该地区改派别处，不会进行严厉的处罚。这就更加刺激了副将们和总兵争权的欲望了，朝廷也可以借机削弱总兵的权力。
长此以往的后果就是总兵官威不振，官军屡战屡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