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付……
这就是京城老一辈的人对生活最大的领悟。
因为对于从建国前走过来的京城人。
几乎能把兵乱、战乱、沦陷、疫病、饥饿、运动……经历了一个遍。
如今能够全须全尾的活下来，吃上一口饱饭，儿女还能围绕在身边，就已经是莫大的幸运了。
至于中一代，那些生在建国前后，首批上山下乡的老三届成员，也一样懂得了在生活面前，个人力量的局限。
他们的热血青春和那些激情澎湃，远大抱负，早已经在多年与大自然的亲密对话中，消磨殆尽了。
就像现在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蹉跎岁月》中，柯碧舟、杜建春所经历的插队生活那样。
就像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一支难忘的歌》中所唱的那样。
“一支歌，一支消沉的歌，一支汗水和眼泪凝成的歌，忧郁和颓丧是那么多……”
这么些年过去，他们付出了自己的青春，经历了难言难书的许多悲欢离合，终于明白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如今好不容易才得以回归城市，恢复户口，过上有吃有喝有固定工作，能够娶妻生子的平稳生活。
他们很难再对生活提出什么不切实际的要求。
还有年轻一代的应届毕业生。
即便他们不知足，不满意，对生活颇多意见，饱含怨气。
又能怎么样呢？
他们无法回避人口潮传导下来的后续影响。
无法躲开有一千七百多万知识青年回到了城市，增加了城市的就业压力的客观现实。
他们就必须对自己的未来做出一种选择。
到底是不要太挑剔，服从学校分配先凑合找个工作干着。
还是吃着家里的白饭，听着父母家人的唠叨，加入全国高达五百四十一万人待业青年的队伍中。
不对付行吗？
不对付你就别活了，日子就得靠对付才能过下去
所以局促的胡同，拥挤的杂院。
每日重复着柴米油盐的家长里短，枯燥乏味只能换来微薄薪金的工作。
一分钱得掰成八瓣儿，把勤俭节约贯彻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的精打细算。
就成为了大多数京城人的普遍状态，而且还得把这种状态定义为一种幸福。
那么可想而知，在这样的社会情况下。
在为杜绝浪费，政府提倡集体婚礼、婚事简办的大形势下。
如果有谁能站出来说“我的婚事就不对付，我就不凑合，我不在乎钱，就要按自己的想法大操大办！”
这是一件多么牛叉闪电的事儿啊!
尤其是说出这句话的人，不是来自于社会金字塔尖儿的家庭，出身只是普通的草根人家。
这种特权和实力也不是来源于自己的祖辈或老子，全凭自己奋斗而来。
那就更得说是一种平民励志的传奇，一种逆势崛起的神话了。
而这个人，确实存在！他就是张士慧！
有幸遇到宁卫民，且紧紧抓住了机会的张士慧，在1982年的5月，终于迎来了自己和刘炜敬的婚期。
通过一场堪称超豪华，近似于完美的婚礼，他非常荣幸的成为了八十年代京城的当代神豪！
他和刘炜敬的婚事，不但带给了自己家人惊喜，带给了领导同事震惊，完成了他自己当初的心愿和梦想。
也因此变成了被身边许多人所敬仰、所羡慕的偶像！
如果用一个恰当的比喻，形容一下这种如同火箭横空，闪亮人双眼的效果的话。
其实说起来有点像是日本的索尼公司，本月刚刚在共和国最著名商业大街王府井的南口，伫立起的那个广告牌。
那个高度大概有四米多，宽大概六米多，非常庞大的广告牌，几乎把所有索尼公司生产的现代家电都罗列其上。
让所有经过这条大街，这个路口的人，都情不自禁的抬头仰望。
并且几乎每一个看到这个广告的人，大约都会心情澎湃，在心里做起一个几乎相同模式的美梦。
就是希望他们自己未来的生活，会被这个广告牌上那些时髦又现代化的生活方式，重新塑造。
总之，张士慧对他身边的人来说，就起到了类似这个索尼广告牌的作用。
他一样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最标准的幸福范例，堪称“极品标本”。
这话绝不夸张。
因为张士慧和刘炜敬婚事的优越性，是通过方方面面来体现的。
如果拿他们和当代其他人的婚事做个直观的对比，就能轻易发现这种差距有多么庞大，绝对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
首先来说家具问题。
这个年头的新人，大都不满意家具店暗淡的日光灯下粗糙而土气的棕红色家具。
价格贵，还要家具票，又不好看。
所以大家基本上都会选择请木匠到家里来做家具。
七十年代初，曾经时兴过“三十六条腿”。
随着时间推移，这“腿”越来越多。
几年功夫变成“四十八条腿”，后来又成了“五十六条腿”。
而之所以腿儿的数目没再涨下去，是因为这些腿儿都要建立在住房基础上的。
八十年代却因为人口增多，城市住房日益趋紧，家具流行式样一下大变，组合式家具开始风行。
若干个方方的箱子，可以放在一起，也可以随便搬动组合更新。
颜色则是捷克式家具的颜色，清水蜡克，或者极淡的黄色。
不用说，打家具需要木料、纤维板、水胶、油漆、铁钉等等十几种物料。
还得请木匠，要地方，好烟、好酒、好饭的伺候着。
这里头牵扯的事儿琐碎极了，麻烦极了。
光准备材料和木料，所需的肉票、油票，就够让主家头疼的，而且最后也未见得能节省多少钱。
但偏偏不做又不行，这是这年头青年男女结婚的基本配备。
如果谁要结婚没有组合柜，那他的朋友们准会在私底下议论。
“这是最基本的东西啊，哎呀，连套组合柜都没做，穷成这样还结婚呢！”
而反观张士慧，他就潇洒得很，根本不用为这些事儿发愁。
要知道，自打宁卫民去皮尔卡顿上班后，他自己来操持二道贩子的生意，利润全落自己兜里了。
现在的他，兜里要人民币有人民币，要外汇券有外汇券，家里还有现成可以摆放家具的房子。
花钱买现成的呗，还费这劲干嘛啊。
对他而言，恐怕唯一有点麻烦的，也就是他没想到。
刘炜敬逛商店的时候，居然意外看见了西四家具店摆着一套“老虎腿儿”的家具，喜欢得不行不行的。
那都是进口的罗马尼亚家具，必须得有特批的票券才能购买。
一共也没几套，好多当官儿的都弄不到手呢。
根本就不是谁肯出一千八的标价，就能买下来的。
好在张士慧也有自己的小聪明。
他既然懂得用扔钢镚儿的法子，调虎离山，弄走被人占着的凳子，那么以他的智商，照方抓药，弄走这套家具也不是太大的难事。
这不，他找了一天，就假装成水暖工，背一工具口袋到了家具店。
然后就跟那家具前头，来回来去、没完没了的逛荡。
售货员员一看他就知道没票，也懒得理他。
可张士慧偏偏趁着售货员的大意，做出了一件能把人眼睛惊掉的意外之举。
他在大衣柜的镜子前假装一转身，故意把工具袋里的钢管给杵出来了。
只听得“咣当”一声，就把大衣柜镜子打碎了。
那售货员还能不急？
当时就蹦起来了，“哎呦，你可跑不了，你得赔”。
就这么着，张士慧连嘴都没张，就轻而易举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事后，这小子当然是得意洋洋，自吹自擂的好久。
甚至还专门把宁卫民叫自己家去看那套家具，当着宁卫民面臭显摆。
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宁卫民很容易就给张士慧弄回来的这些家具挑了个实在毛病。
他建议张士慧最好把屋里两个单人沙发退掉，换一个长两米的大沙发，最好还是真皮的。
一开始的时候，张士慧是很有点想不通的，非常固执的对宁卫民的建议表示质疑。
“我干嘛要换啊？两个单独的多好啊？一个两米的多占地儿啊，我屋儿又不大，摆着傻大傻大的，你怎么想的啊？哥们儿，怎么给我出这么馊的招儿啊？”
而宁卫民的回答简直绝了。
“锅铲还有碰锅沿儿的时候呢。我就问你一句话，你确定你结婚后，每天都能睡在床上吗？”
得，张士慧一下就被问住了。
片刻后醒悟，他看了一眼宁卫民，不能不由衷地挑起了大拇指。
“哥们儿，睿智！你这意见给的太到位了！”
这就是京城老一辈的人对生活最大的领悟。
因为对于从建国前走过来的京城人。
几乎能把兵乱、战乱、沦陷、疫病、饥饿、运动……经历了一个遍。
如今能够全须全尾的活下来，吃上一口饱饭，儿女还能围绕在身边，就已经是莫大的幸运了。
至于中一代，那些生在建国前后，首批上山下乡的老三届成员，也一样懂得了在生活面前，个人力量的局限。
他们的热血青春和那些激情澎湃，远大抱负，早已经在多年与大自然的亲密对话中，消磨殆尽了。
就像现在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蹉跎岁月》中，柯碧舟、杜建春所经历的插队生活那样。
就像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一支难忘的歌》中所唱的那样。
“一支歌，一支消沉的歌，一支汗水和眼泪凝成的歌，忧郁和颓丧是那么多……”
这么些年过去，他们付出了自己的青春，经历了难言难书的许多悲欢离合，终于明白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如今好不容易才得以回归城市，恢复户口，过上有吃有喝有固定工作，能够娶妻生子的平稳生活。
他们很难再对生活提出什么不切实际的要求。
还有年轻一代的应届毕业生。
即便他们不知足，不满意，对生活颇多意见，饱含怨气。
又能怎么样呢？
他们无法回避人口潮传导下来的后续影响。
无法躲开有一千七百多万知识青年回到了城市，增加了城市的就业压力的客观现实。
他们就必须对自己的未来做出一种选择。
到底是不要太挑剔，服从学校分配先凑合找个工作干着。
还是吃着家里的白饭，听着父母家人的唠叨，加入全国高达五百四十一万人待业青年的队伍中。
不对付行吗？
不对付你就别活了，日子就得靠对付才能过下去
所以局促的胡同，拥挤的杂院。
每日重复着柴米油盐的家长里短，枯燥乏味只能换来微薄薪金的工作。
一分钱得掰成八瓣儿，把勤俭节约贯彻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的精打细算。
就成为了大多数京城人的普遍状态，而且还得把这种状态定义为一种幸福。
那么可想而知，在这样的社会情况下。
在为杜绝浪费，政府提倡集体婚礼、婚事简办的大形势下。
如果有谁能站出来说“我的婚事就不对付，我就不凑合，我不在乎钱，就要按自己的想法大操大办！”
这是一件多么牛叉闪电的事儿啊!
尤其是说出这句话的人，不是来自于社会金字塔尖儿的家庭，出身只是普通的草根人家。
这种特权和实力也不是来源于自己的祖辈或老子，全凭自己奋斗而来。
那就更得说是一种平民励志的传奇，一种逆势崛起的神话了。
而这个人，确实存在！他就是张士慧！
有幸遇到宁卫民，且紧紧抓住了机会的张士慧，在1982年的5月，终于迎来了自己和刘炜敬的婚期。
通过一场堪称超豪华，近似于完美的婚礼，他非常荣幸的成为了八十年代京城的当代神豪！
他和刘炜敬的婚事，不但带给了自己家人惊喜，带给了领导同事震惊，完成了他自己当初的心愿和梦想。
也因此变成了被身边许多人所敬仰、所羡慕的偶像！
如果用一个恰当的比喻，形容一下这种如同火箭横空，闪亮人双眼的效果的话。
其实说起来有点像是日本的索尼公司，本月刚刚在共和国最著名商业大街王府井的南口，伫立起的那个广告牌。
那个高度大概有四米多，宽大概六米多，非常庞大的广告牌，几乎把所有索尼公司生产的现代家电都罗列其上。
让所有经过这条大街，这个路口的人，都情不自禁的抬头仰望。
并且几乎每一个看到这个广告的人，大约都会心情澎湃，在心里做起一个几乎相同模式的美梦。
就是希望他们自己未来的生活，会被这个广告牌上那些时髦又现代化的生活方式，重新塑造。
总之，张士慧对他身边的人来说，就起到了类似这个索尼广告牌的作用。
他一样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最标准的幸福范例，堪称“极品标本”。
这话绝不夸张。
因为张士慧和刘炜敬婚事的优越性，是通过方方面面来体现的。
如果拿他们和当代其他人的婚事做个直观的对比，就能轻易发现这种差距有多么庞大，绝对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
首先来说家具问题。
这个年头的新人，大都不满意家具店暗淡的日光灯下粗糙而土气的棕红色家具。
价格贵，还要家具票，又不好看。
所以大家基本上都会选择请木匠到家里来做家具。
七十年代初，曾经时兴过“三十六条腿”。
随着时间推移，这“腿”越来越多。
几年功夫变成“四十八条腿”，后来又成了“五十六条腿”。
而之所以腿儿的数目没再涨下去，是因为这些腿儿都要建立在住房基础上的。
八十年代却因为人口增多，城市住房日益趋紧，家具流行式样一下大变，组合式家具开始风行。
若干个方方的箱子，可以放在一起，也可以随便搬动组合更新。
颜色则是捷克式家具的颜色，清水蜡克，或者极淡的黄色。
不用说，打家具需要木料、纤维板、水胶、油漆、铁钉等等十几种物料。
还得请木匠，要地方，好烟、好酒、好饭的伺候着。
这里头牵扯的事儿琐碎极了，麻烦极了。
光准备材料和木料，所需的肉票、油票，就够让主家头疼的，而且最后也未见得能节省多少钱。
但偏偏不做又不行，这是这年头青年男女结婚的基本配备。
如果谁要结婚没有组合柜，那他的朋友们准会在私底下议论。
“这是最基本的东西啊，哎呀，连套组合柜都没做，穷成这样还结婚呢！”
而反观张士慧，他就潇洒得很，根本不用为这些事儿发愁。
要知道，自打宁卫民去皮尔卡顿上班后，他自己来操持二道贩子的生意，利润全落自己兜里了。
现在的他，兜里要人民币有人民币，要外汇券有外汇券，家里还有现成可以摆放家具的房子。
花钱买现成的呗，还费这劲干嘛啊。
对他而言，恐怕唯一有点麻烦的，也就是他没想到。
刘炜敬逛商店的时候，居然意外看见了西四家具店摆着一套“老虎腿儿”的家具，喜欢得不行不行的。
那都是进口的罗马尼亚家具，必须得有特批的票券才能购买。
一共也没几套，好多当官儿的都弄不到手呢。
根本就不是谁肯出一千八的标价，就能买下来的。
好在张士慧也有自己的小聪明。
他既然懂得用扔钢镚儿的法子，调虎离山，弄走被人占着的凳子，那么以他的智商，照方抓药，弄走这套家具也不是太大的难事。
这不，他找了一天，就假装成水暖工，背一工具口袋到了家具店。
然后就跟那家具前头，来回来去、没完没了的逛荡。
售货员员一看他就知道没票，也懒得理他。
可张士慧偏偏趁着售货员的大意，做出了一件能把人眼睛惊掉的意外之举。
他在大衣柜的镜子前假装一转身，故意把工具袋里的钢管给杵出来了。
只听得“咣当”一声，就把大衣柜镜子打碎了。
那售货员还能不急？
当时就蹦起来了，“哎呦，你可跑不了，你得赔”。
就这么着，张士慧连嘴都没张，就轻而易举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事后，这小子当然是得意洋洋，自吹自擂的好久。
甚至还专门把宁卫民叫自己家去看那套家具，当着宁卫民面臭显摆。
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宁卫民很容易就给张士慧弄回来的这些家具挑了个实在毛病。
他建议张士慧最好把屋里两个单人沙发退掉，换一个长两米的大沙发，最好还是真皮的。
一开始的时候，张士慧是很有点想不通的，非常固执的对宁卫民的建议表示质疑。
“我干嘛要换啊？两个单独的多好啊？一个两米的多占地儿啊，我屋儿又不大，摆着傻大傻大的，你怎么想的啊？哥们儿，怎么给我出这么馊的招儿啊？”
而宁卫民的回答简直绝了。
“锅铲还有碰锅沿儿的时候呢。我就问你一句话，你确定你结婚后，每天都能睡在床上吗？”
得，张士慧一下就被问住了。
片刻后醒悟，他看了一眼宁卫民，不能不由衷地挑起了大拇指。
“哥们儿，睿智！你这意见给的太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