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隋军在东线全歼李孝恭军队的消息传到了西线隋军大营，隋军大营内一片欢腾。
一个多月的对峙，隋军后发制人，终于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残军被徐世绩拦截，长史独孤怀恩被俘，李孝恭率领不足千人逃回襄阳。
这是决定整个中原格局的一战，此战结束，意味着唐朝势力将彻底被赶出中原，李密东退，窦建德内讧，王世充守孤城，这就预示着中原将成为隋朝的领土。
大营内，隋军士兵歌舞欢腾，在用自己的方式庆祝东线的胜利，而中军大帐内却十分静谧，内外两层帐帘都放下了，显得帐内光线暗淡，杨元庆独自一人站在沙盘前，凝视着沙盘，脑海却思绪万千。
尽管东线的胜利令人振奋，但作为全军主帅，杨元庆需要在这最关键时刻保持冷静。
中原的大胜在他的意料之中，他步步为营，深谋远虑，整盘大棋走到今天，如果还会失败的话，那只能证明李靖的严重无能。
此时杨元庆最关注的是下一步棋，他刚刚得到消息，江都陈棱已经向李密投降，这就意味着李密的势力东移，走出了最关键的一步。
同时他也得到另一个消息，杜伏威的三万军在下邳郡徐城县被单雄信击败，杜伏威只率数百人逃回历阳。
陈棱的投降和杜伏威之败，使江东格局发生巨变，李密强势入主江东已成为定局。
而唐朝在中原的失败也会迫使李渊采取守势，李密会专心经营江东，而他杨元庆的下一步是哪里？
虽然李靖在给他的一封信中建议扩大优势，夺取荆襄，但杨元庆却十分冷静，战线拉得太长，不切实际的盲目扩张，最终只会导致他的全线溃败。
如果要他选择，他宁可选择先灭掉窦建德，解除河北后患。
李靖不清楚朝廷的压力，但他杨元庆却比谁都清楚，魏征为什么会来，就是因为朝廷内部因南下中原发生了巨大的分歧。
今年农业是小年，普遍的收成欠佳，而西突厥不断向东扩张，严重威胁丰州的安全，迫使朝廷不得不将丰州大量人口回迁河北，使得丰州的耕地面积锐减，今年的粮食产量可想而知。
破败的河北现在还是朝廷的巨大负担，没有一两年时间，是很难恢复生机，实际上，隋朝全靠河东一地支撑，要维系二十万大军的军粮，还有河北的巨大赈济开支，加上今年收成不好，朝廷的压力可想而知。
夺取中原，仅仅只是军事上的胜利，但在经济上对隋朝而却又是一个巨大负担，不亚于河北。
隋末农民造反给中原地区的经济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隋朝三十年的积蓄已荡然无存，黎阳仓、洛口仓都已是空仓，田地荒芜，人民流离失所。
随着李密南迁，带走大量粮食，赈济中原灾民的重任又要转到隋朝头上，而中原之战已经耗费隋朝大量的财力物力，太原的存粮只剩下十万石。
这就是朝廷中为数众多的大臣反对夺取中原的原因，争霸天下，绝不是军事上的单方面行动，没有雄厚的国力支撑，军事扩张也走不远。
可以坦率地说，一场中原战役，使隋朝的财力已经到了快破产的边缘，根本就无力负担战争再继续打下去。
仅仅一个打胜仗后对三军的犒赏都是一个令他杨元庆头疼的大问题，他拿什么犒赏三军？
杨元庆背着手在房间来回踱步，他在考虑怎么收拾中原的烂摊子，既然他已经喝下了军事上胜利的美酒，那么接下来他就得承受中原这个烂摊子所带来的巨大压力。
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粮食之上，粮食就是这个时代的硬通货，只要手中有粮食，他就可以安抚灾民，可以犒赏三军，可以平息朝中大臣们的怒火。
可是粮食的出现需要时间，现在的燃眉之急该怎么解决？杨元庆感到忧心忡忡。
这时，一名亲兵在帐外禀报：“启禀总管，李长史的第二封战报到了。”
清晨接到战报只有寥寥数语，他迫切需要更多的消息，杨元庆立刻道：“拿进来！”
亲兵走进大帐，将一管鹰信呈上，杨元庆接过信，取出了信筒内的纱绢，第二份战报报告了战果清点情况，俘敌两万余人，缴获大量的粮草军资。
缴获多少军械帐篷杨元庆不感兴趣，他此时更关心缴获的粮食情况，随军粮食缴获了三万石，另外在颍川县缴获十万石无法运走的军粮，这就是十三万石。
杨元庆知道在长渊县唐军大营内至少还有二十万石军粮，李世民撤回关中，不可能运走这些粮食，那他手上就有三十余万石粮食，这些粮食便可以用来赈济河南道的饥民。
有三十万石粮食做保底，杨元庆一颗心微微放下。
这时他的注意力再次转到李世民的军队上来，前两天李世民的军队出现一件怪异之事，李世民的八万大军前天向西北撤离，可刚走了数十里，又调头返回长渊大营，这个情况让杨元庆有些不解，这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李世民现在手中有八万大军，这八万军是唐军精锐，战斗力十分强大，杨元庆手上只有五万人，兵力上要逊于唐军，而战斗也不是很强。
他的军队并非隋军主力，都是新兵和部分从刘武周、宋金刚降军中转来的隋军，战斗力相对较弱，唯一拿得出手的，便是五千重甲步兵。
也正是这支重甲步兵在登陆时的出色表现，成功骗过了李世民，使他心怀疑虑，不敢和自己决战。
相对于东线的隋军优势，西线隋军并不乐观，杨元庆的五万隋军不仅要面对李世民的八万精兵，还要面对陕县的三万唐军增援军队，再加上徐世绩的两万人也东去支援颍川郡的东线决战。
这便使得杨元庆面临的形势很严峻，但他最终经受住了考验，应该说这是他政治策略的胜利，他成功利用了唐朝内部的权力斗争。
现在李孝恭惨败，那么李世民更不会轻易和他一战，这八万军是李世民最后的政治势力，如果这八万军再被削弱，他李世民的政治生涯恐怕会提前结束。
正是利用了李世民这种惜战的心态，杨元庆的五万军便成功拖住了西线十一万唐军，保证了东线的大胜。
现在这盘中原大棋已到最后收官阶段，杨元庆也格外谨慎，他不能出任何意外。
就这时，帐外又有士兵禀报：“启禀总管，长渊县唐军再次向西北方向撤离，辎重只有千辆牛车。”
这个消息来得正是时候，杨元庆当即下令道：“命谢映登率五千骑兵火速赶往长渊县，务必夺取唐军大营。”
李世民压根就没有考虑过和隋军决一死战，他率军进兵中原是来攻打洛阳，而不是和杨元庆决战，所以当听到杨元庆率领从盟津渡河的消息后，他便毅然决定放弃攻打洛阳，退兵弘农郡。
攻打洛阳最早是李世民的建议，李渊最后下定决心，也是在他反复劝说的结果，如果李渊拿下洛阳是为了拔掉眼中之钉，打开唐朝东进大门，那么李世民要求攻打洛阳则是有着极深的政治目的。
他当然也想拿下洛阳，拿下洛阳能给他增加极大的政治筹码，但他也知道杨元庆一定会出兵干涉，在这种情况下，他便希望通过杨元庆出兵给朝廷施加压力，让父皇派兵来援助。
他心里很清楚，此时留在关中的军队，几乎都是太子派系，一旦父皇同意派兵，那肯定是派出太子派系的军队，他便可以趁这个机会吞并关东太子系的军队，彻底把军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所以李世民提出用倾国之兵来和杨元庆决战，也是出于这个考虑，他当然不会冒险和杨元庆决战，一旦他把所有军权掌握后，他便会退回潼关。
但他没有想到父皇竟被李密东迁所诱惑，派李孝恭率襄阳唐军进军中原，这让他感到一种很大的压力，一旦李孝恭被隋军战败，那他的势力将遭受很大的削弱。
这个结果令李世民始料不及，他只得把懊悔压在心中，连房玄龄和长孙无忌都没有说，
长渊县以西的官道上，一支声势浩大的军队正缓缓向西北方向撤离，这是李世民率领他的八万主力西撤，他也得到了飞鹰传信，李孝恭的军队在仓惶南撤。
北面有李靖的六万军队尾追，南面有徐世绩的两万军队拦截，不用想他便知道结果会是什么，李孝恭必然大败。
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没有必要再和杨元庆对峙，他必须保住自己的八万军队，这是他最后的政治力量。
但昨天又发生了另一件让他有些沮丧的事，齐王元吉连夜赶到了陕县军中，从常何手中接过了三万新军的指挥权。
李世民没想到会发生这种变故，这只能说明因为某件事，父皇对太子建成让步了。
不管是什么原因，这都打乱了李世民的计划，使他夺取新军军权的计划成为泡影。
这时，房玄龄和长孙无忌骑马而至，问道：“殿下，找我们来有事情吗？”
李世民沉吟一下道：“我想先率五千骑兵返回潼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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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的对峙，隋军后发制人，终于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残军被徐世绩拦截，长史独孤怀恩被俘，李孝恭率领不足千人逃回襄阳。
这是决定整个中原格局的一战，此战结束，意味着唐朝势力将彻底被赶出中原，李密东退，窦建德内讧，王世充守孤城，这就预示着中原将成为隋朝的领土。
大营内，隋军士兵歌舞欢腾，在用自己的方式庆祝东线的胜利，而中军大帐内却十分静谧，内外两层帐帘都放下了，显得帐内光线暗淡，杨元庆独自一人站在沙盘前，凝视着沙盘，脑海却思绪万千。
尽管东线的胜利令人振奋，但作为全军主帅，杨元庆需要在这最关键时刻保持冷静。
中原的大胜在他的意料之中，他步步为营，深谋远虑，整盘大棋走到今天，如果还会失败的话，那只能证明李靖的严重无能。
此时杨元庆最关注的是下一步棋，他刚刚得到消息，江都陈棱已经向李密投降，这就意味着李密的势力东移，走出了最关键的一步。
同时他也得到另一个消息，杜伏威的三万军在下邳郡徐城县被单雄信击败，杜伏威只率数百人逃回历阳。
陈棱的投降和杜伏威之败，使江东格局发生巨变，李密强势入主江东已成为定局。
而唐朝在中原的失败也会迫使李渊采取守势，李密会专心经营江东，而他杨元庆的下一步是哪里？
虽然李靖在给他的一封信中建议扩大优势，夺取荆襄，但杨元庆却十分冷静，战线拉得太长，不切实际的盲目扩张，最终只会导致他的全线溃败。
如果要他选择，他宁可选择先灭掉窦建德，解除河北后患。
李靖不清楚朝廷的压力，但他杨元庆却比谁都清楚，魏征为什么会来，就是因为朝廷内部因南下中原发生了巨大的分歧。
今年农业是小年，普遍的收成欠佳，而西突厥不断向东扩张，严重威胁丰州的安全，迫使朝廷不得不将丰州大量人口回迁河北，使得丰州的耕地面积锐减，今年的粮食产量可想而知。
破败的河北现在还是朝廷的巨大负担，没有一两年时间，是很难恢复生机，实际上，隋朝全靠河东一地支撑，要维系二十万大军的军粮，还有河北的巨大赈济开支，加上今年收成不好，朝廷的压力可想而知。
夺取中原，仅仅只是军事上的胜利，但在经济上对隋朝而却又是一个巨大负担，不亚于河北。
隋末农民造反给中原地区的经济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隋朝三十年的积蓄已荡然无存，黎阳仓、洛口仓都已是空仓，田地荒芜，人民流离失所。
随着李密南迁，带走大量粮食，赈济中原灾民的重任又要转到隋朝头上，而中原之战已经耗费隋朝大量的财力物力，太原的存粮只剩下十万石。
这就是朝廷中为数众多的大臣反对夺取中原的原因，争霸天下，绝不是军事上的单方面行动，没有雄厚的国力支撑，军事扩张也走不远。
可以坦率地说，一场中原战役，使隋朝的财力已经到了快破产的边缘，根本就无力负担战争再继续打下去。
仅仅一个打胜仗后对三军的犒赏都是一个令他杨元庆头疼的大问题，他拿什么犒赏三军？
杨元庆背着手在房间来回踱步，他在考虑怎么收拾中原的烂摊子，既然他已经喝下了军事上胜利的美酒，那么接下来他就得承受中原这个烂摊子所带来的巨大压力。
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粮食之上，粮食就是这个时代的硬通货，只要手中有粮食，他就可以安抚灾民，可以犒赏三军，可以平息朝中大臣们的怒火。
可是粮食的出现需要时间，现在的燃眉之急该怎么解决？杨元庆感到忧心忡忡。
这时，一名亲兵在帐外禀报：“启禀总管，李长史的第二封战报到了。”
清晨接到战报只有寥寥数语，他迫切需要更多的消息，杨元庆立刻道：“拿进来！”
亲兵走进大帐，将一管鹰信呈上，杨元庆接过信，取出了信筒内的纱绢，第二份战报报告了战果清点情况，俘敌两万余人，缴获大量的粮草军资。
缴获多少军械帐篷杨元庆不感兴趣，他此时更关心缴获的粮食情况，随军粮食缴获了三万石，另外在颍川县缴获十万石无法运走的军粮，这就是十三万石。
杨元庆知道在长渊县唐军大营内至少还有二十万石军粮，李世民撤回关中，不可能运走这些粮食，那他手上就有三十余万石粮食，这些粮食便可以用来赈济河南道的饥民。
有三十万石粮食做保底，杨元庆一颗心微微放下。
这时他的注意力再次转到李世民的军队上来，前两天李世民的军队出现一件怪异之事，李世民的八万大军前天向西北撤离，可刚走了数十里，又调头返回长渊大营，这个情况让杨元庆有些不解，这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李世民现在手中有八万大军，这八万军是唐军精锐，战斗力十分强大，杨元庆手上只有五万人，兵力上要逊于唐军，而战斗也不是很强。
他的军队并非隋军主力，都是新兵和部分从刘武周、宋金刚降军中转来的隋军，战斗力相对较弱，唯一拿得出手的，便是五千重甲步兵。
也正是这支重甲步兵在登陆时的出色表现，成功骗过了李世民，使他心怀疑虑，不敢和自己决战。
相对于东线的隋军优势，西线隋军并不乐观，杨元庆的五万隋军不仅要面对李世民的八万精兵，还要面对陕县的三万唐军增援军队，再加上徐世绩的两万人也东去支援颍川郡的东线决战。
这便使得杨元庆面临的形势很严峻，但他最终经受住了考验，应该说这是他政治策略的胜利，他成功利用了唐朝内部的权力斗争。
现在李孝恭惨败，那么李世民更不会轻易和他一战，这八万军是李世民最后的政治势力，如果这八万军再被削弱，他李世民的政治生涯恐怕会提前结束。
正是利用了李世民这种惜战的心态，杨元庆的五万军便成功拖住了西线十一万唐军，保证了东线的大胜。
现在这盘中原大棋已到最后收官阶段，杨元庆也格外谨慎，他不能出任何意外。
就这时，帐外又有士兵禀报：“启禀总管，长渊县唐军再次向西北方向撤离，辎重只有千辆牛车。”
这个消息来得正是时候，杨元庆当即下令道：“命谢映登率五千骑兵火速赶往长渊县，务必夺取唐军大营。”
李世民压根就没有考虑过和隋军决一死战，他率军进兵中原是来攻打洛阳，而不是和杨元庆决战，所以当听到杨元庆率领从盟津渡河的消息后，他便毅然决定放弃攻打洛阳，退兵弘农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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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然也想拿下洛阳，拿下洛阳能给他增加极大的政治筹码，但他也知道杨元庆一定会出兵干涉，在这种情况下，他便希望通过杨元庆出兵给朝廷施加压力，让父皇派兵来援助。
他心里很清楚，此时留在关中的军队，几乎都是太子派系，一旦父皇同意派兵，那肯定是派出太子派系的军队，他便可以趁这个机会吞并关东太子系的军队，彻底把军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所以李世民提出用倾国之兵来和杨元庆决战，也是出于这个考虑，他当然不会冒险和杨元庆决战，一旦他把所有军权掌握后，他便会退回潼关。
但他没有想到父皇竟被李密东迁所诱惑，派李孝恭率襄阳唐军进军中原，这让他感到一种很大的压力，一旦李孝恭被隋军战败，那他的势力将遭受很大的削弱。
这个结果令李世民始料不及，他只得把懊悔压在心中，连房玄龄和长孙无忌都没有说，
长渊县以西的官道上，一支声势浩大的军队正缓缓向西北方向撤离，这是李世民率领他的八万主力西撤，他也得到了飞鹰传信，李孝恭的军队在仓惶南撤。
北面有李靖的六万军队尾追，南面有徐世绩的两万军队拦截，不用想他便知道结果会是什么，李孝恭必然大败。
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没有必要再和杨元庆对峙，他必须保住自己的八万军队，这是他最后的政治力量。
但昨天又发生了另一件让他有些沮丧的事，齐王元吉连夜赶到了陕县军中，从常何手中接过了三万新军的指挥权。
李世民没想到会发生这种变故，这只能说明因为某件事，父皇对太子建成让步了。
不管是什么原因，这都打乱了李世民的计划，使他夺取新军军权的计划成为泡影。
这时，房玄龄和长孙无忌骑马而至，问道：“殿下，找我们来有事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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