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居寺那位僧人不曾料想，他在夷山荒丘之上不经意搭建的寒舍陋屋后来地位显赫。独居寺香火延续一百七十年后，独居寺迎来了一个重大事件。那一年，自认为功成名就的唐玄宗效仿秦始皇、汉武帝去泰山封禅。从泰山返回路经汴州时，唐玄宗一行停下来稍作歇息。歇息之时，唐玄宗漫不经心地在附近闲游，一脚迈入了独居寺。可能是对独居寺过于寒酸的状况比较同情吧，玄宗下诏重修该寺。为纪念东巡泰山封禅的活动，唐玄宗又将独居寺赐名为“封禅寺”。从此，夷山独居寺那份清静，被皇家之气生生夺了去。
本朝初立之际，封禅寺又一次被皇家眷顾。太祖皇帝与他的前朝恩主周世宗柴荣对待佛教的态度不同。周世宗柴荣在显德二年实行“限佛”政策，削减了后周境内三万余座寺院，迫使陆万僧尼还俗。故而周世宗在佛教史上落了一个“恶人”的名声，与另外三个“毁佛”的皇帝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并称“三武一宗”。世宗抑制佛教主要是为了发展经济，增强国家实力。世宗是五代十国五十余位帝王中最不糊涂的一位，他在位不过五六年，却给我宋王朝留下了一个不错的家底。
太祖登位后，将恩主七岁的儿子柴宗训送到后周国寺天清寺内小住。这天清寺便是繁塔所在的寺院，繁塔原名为天清寺塔。天清寺于周世宗显德二年中创建。世宗初度之日曰‘天清节’，故其寺亦曰‘天清’。天清节，就是周世宗的生日。帝王将其生日定为某某节这种做法，始于唐而盛于我宋。显德二年正是柴荣发布命令抑制佛教之时，但他竟容许开封城内的天清寺大兴土木，也算一件奇事。天清寺又‘赶巧’在柴荣生日那天竣工，成了一个向皇帝讨好的‘献礼工事’。
本朝太祖倒是重视佛教，不过，也许是因为天清寺与恩主关系密切，在开封城中诸多的寺院中，太祖独独冷落了天清寺。虽冷落了天清寺，但对封禅寺却很关照。公开宝三年，太祖下诏，改封禅寺为开宝寺。用自家年号给封禅寺命名，可见太祖对这座寺院的重视。又下令直接从国库拨出款项，在开宝寺重建起缭廊朵殿，凡二百八十区。其规模远比现在所见为大。
邓涛听完惊道：“眼下开宝寺规模已颇巨，那可想而知之当时之大。”司马光点了点头道：“彼时耗资巨大，几将国库掏空。”
傻苍道：“从百姓的眼中看来，此举无疑浪费。多少僧尼占用土地却不事生产，周世宗柴王禁佛，出发点是好，只是采取一刀切的方法未免偏颇，落下骂名，其实依我之见，佛尼宜限宜疏不宜堵，更不宜禁，必竟神佛之道于大众中广泛流传，民间有此需要及基础，岂是一禁可以杜绝？”
司马光竖起手指头赞道：“小兄弟能有此见地，实属不易。”顿了一顿又道：
“太祖在佛教史上落了个好名声。早在建隆元年，太祖一登上皇位就下诏说：‘诸路州府寺院，经显德二年停废者勿复置，当废未毁者存之。’这就是说，他下令停止了前朝世宗抑制佛教发展的做法。太祖对佛教的重视程度从以下两件事就可以看出来：沧州僧人道圆由西域返回中土，太祖亲自接见道圆不说，还赠以紫色袈裟和金币；又过两年，一百伍十七名僧人集体请求出游西域，太祖又是给以鼓励又是送盘缠（每人铜钱叁万）。左右大臣害怕太祖崇佛过度，反误了朝廷大事。只有太祖的老弟光义比别人认识深，他看透了老哥的心思。太宗对宰相赵普说：‘浮屠氏之教，有俾，达者自悟渊微，愚者妄生诬谤，朕于此道，微究宗旨。’好一个厉害的太宗，如此嗅觉，如此看人眼力，岂有不接大宋皇位之理？继太祖削平荆湖、南汉、南唐之后，太宗又平定了吴越和北汉，完成了北宋真正一统天下的大业。
吴越亡国后，其财物也被任意掠夺。我宋王朝从吴越国掠夺来的财物中，有一件是佛祖舍利。开封铁塔的出现，就和这舍利有关。
后周的皇帝柴荣不喜佛，同时期的吴越国王却崇信佛教。当时吴越国境内的宁波四明山阿育王寺舍利塔内安奉着佛祖舍利，贞明二年，吴越国王派人前往四明山阿育王寺，硬是把佛祖舍利索要过来放到杭州的罗汉寺供奉。
我大宋皇室赵氏君临天下后，吴越国国号虽存，而实则已非独立之国。吴越王钱俶‘王不王，臣不臣’，对我宋非常恭谨。太宗太平兴国三年，钱俶再度到汴梁朝拜，遂被留居。钱俶一看形势不对，立即自动向太宗光义上表，表示愿意把吴越国的土地献给大宋。
吴越国将吏听说这个消息后，无不痛哭。太宗就动用了几百艘船，把钱俶的亲属、官吏及吴越之地的财物悉数征入京城。在这次行动中，一位名叫赵镕的供奉官任务特殊，他受太宗的指派，特意迎奉杭州罗汉寺的佛祖舍利。佛祖舍利抵达汴梁后，太宗起初将其供奉在紫禁城内的滋福殿中。
太平兴国七年，宋太宗决定在开宝寺福胜院内建一座木塔，以安放舍利。就这样，开封铁塔之母体：福胜塔便自此与世人见面。”
傻苍和邓涛听了他的一席话，对铁塔的往世今生才有了全面认识，原来开宝寺因佛而兴，开宝寺塔因佛而建。
司马光眼望东南面的大宋皇宫，脸色严肃，沉寂片刻，又道：“面对汴梁城内最辉煌、最高的塔，为何众文人学士都无动于衷？这种情形与唐代文人对于龙门石窟的态度十分相似，龙门石窟是完成于唐代的杰作，但是唐代诗人没有一个写过关于龙门石窟的诗，这是因为文人群体认为它是一个劳民伤财的东西，但因其是皇家意旨行为，他们便也不好说代么，只以沉默应对。”
过了良久，傻苍道：“司马先生，本朝文人于忧国忧民的立场出发，认为铁塔是一座过度奢华又没有实际用途的建筑，白白浪费了大量民胎民膏。”司马光没有出声应答，邓涛道：“但此塔是皇帝下令修建，文人骚客不敢随便意论，因此便作视而不见以待之。”
司马光道：“建设此塔，是否劳民伤财之举，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但不能否认的是，崇佛思想、行为对国家经济发展及国防建设，绝对是有害无利。多少僧尼，成长时占用国家、社会资源不比常人少，成年后却整天打坐念佛，劝人无为，不事生产没有回馈社会国家倒也罢了，反去劝更多人信佛出家，以致真正干活的人、保家卫国、发展经济的人无形中减少，信佛尊佛，已变当下社会沉重的负担。”
傻苍邓涛二人听他侃侃而谈，显然对宋王朝尊佛颇有不满，邓涛便道：“司马先生，你说的不无道理，我二人深表赞服，那么先生今日又为何前来开宝寺？”司马光昂昂然道：“不览佛寺不知天下人信佛之数也！”
两人一听，肃然起敬，敢情他是身负使命前来调查佛事？邓涛道：“先生心怀国家社稷，先天而忧，后天而乐，正是我辈楷模，国家之幸也。”
三人愈谈愈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司马光邀两人回府长叙，傻苍邓涛左右无事，便应允而去。
司马光设宴招待，并唤来一个叫王安石的邋遢官员相陪，只见他十片指甲都藏有泥污，脸有污渍，头发乱糟糟的，现傻苍做疯丐时形象有得一比。
司马光与王安石两人席上所谈，全是变法革新之事，王安石貌似更加激进，他道，根据他多年的地方官从政经历，总结出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经济困窘、社会风气败坏、国防安全堪忧，认为症结的根源在于为政者不懂得法度，解决的根本途径在于效法古圣先贤之道、改革制度，进而提出了自己的人才政策和方案的基本设想，建议朝廷改革取士、重视人才。主张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一直以来存在的积弊，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
司马光在一旁听着，时而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王安石的提议出发点虽好，但得罪太多既得利益者，必然难以推广，况且变法激烈一定会引起反弹，社会由此变得动荡，反而不是好事，宜采取旧制逐步完善。
王安石对他的说法颇不以为然，他道：“北有契丹虎视，西有西夏盘踞，西南吐蕃亦非善类，东边倭奴侵犯粤，大宋眼下貌似雄壮繁盛，其实已是外强中干，经不起折腾，须得尽快转型。”
司马光针锋相对，言道自来变法从无一蹴而就，欲速而不达，须得循序渐进，摸着石头过河。两人亦友亦僚，亦师亦生，却因施政方针迥异而起了争执，各不相让，气氛慢慢紧张起来。
傻苍和邓涛听着听着，才知这个四十出头的王安石，竟是三司使判官，而心怀天下家国的司马光，则是知谏院大夫，都是朝廷从二品以上的高官，可谓权贵，身在其位谋其政，都是了不得的人物。
傻苍逮了一个机会道：“两位大人乃当世豪杰，见识非凡，身居高位而不忘国家，我国得有两位超凡贤才治理，中兴之时指日可待。”赞了两人之后，他话锋一转，问道：“请问司马先生，王先生，你们俩对今日早朝上的案子有何见解看法？”
司马光一怔道：“你指广州邓德造反的案子？”傻苍道：“不错。”王安石问：“两位小兄弟如何得知此案？”邓涛吹牛不打草稿，张嘴便道：“此案民间已然传得沸沸扬扬，我们二人关心社稷民生，此桩大案，自然听闻。”
司马光微微点头道：“这单案子，发生得十分突然，事先全无迹像，从来造反皆因物穷粮尽，民不聊生，人心思变，不得不反，近年岭南物产丰富，人人安居乐业，依我看邓德造反的可能性不大。”
王安石道：“司马兄此言甚是，岭南人氏虽民风彪悍，却非心怀不轨之辈，况且当今天下太平，人心思定，有谁会不计后果冒然响应？如单凭邓德一人闹事，别说无需调动各地大军镇压，便是广州知府刘大人之力也可扑灭。邓德如造反属实，那么他不是走火入魔，便是受人蛊惑，失去理智。”
司马光呵呵笑道：“难得我和安石有相同看法之时，据包大人说，邓氏子弟不畏强权，涉险上京抗辩并寻求朝野关注，那自是身清如水，有恃无恐，否则焉敢直面强权机关？由此可见，此案应属冤案无疑。”
王安石微笑道：“司马大人，那么对于此案幕后黑手，你以为是谁？”司马光抚须而笑道：“谁热心谁主张，谁便是黑手。”王安石哈哈大笑，道：“无利不起早，这人很快浮于水面！”
邓涛道：“只怕大理寺的吴大人不这么认为。”
“黄公子何须有此顾虑，当今朝廷上下，都以包拯包大人之意为风标，吴永升老兄能坐在大理寺卿的位置上，难道还不懂此道？”
傻苍和邓涛听了二人之话，心下大定，宴后，司马光得知二人并无宿处，便留请他们在府里住下。两人与司马光交谈国家大事，胸怀见识大增，裨益良多。第三日上，三人在花厅上闲谈，有仆人进来禀报，说道大理寺卿吴大人在门外求见，司马光吩咐道：“你让他进厅稍等。”站起身步入内堂，换了身正装出来，对傻苍邓涛两人道：“吴大人前来，必是为了邓德的案子，你们二人既然关心，不妨出去旁听也好。”两人大喜，齐声道谢。
那吴永升是个五十岁左右的精干官员，司马光与他客套完毕，便介绍邓涛与傻苍给他认识，吴永升看了邓涛与傻苍一眼，寒暄道：“幸会，幸会。”两人站起还礼客套。sxbiquge/read/10/10481/ )
本朝初立之际，封禅寺又一次被皇家眷顾。太祖皇帝与他的前朝恩主周世宗柴荣对待佛教的态度不同。周世宗柴荣在显德二年实行“限佛”政策，削减了后周境内三万余座寺院，迫使陆万僧尼还俗。故而周世宗在佛教史上落了一个“恶人”的名声，与另外三个“毁佛”的皇帝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并称“三武一宗”。世宗抑制佛教主要是为了发展经济，增强国家实力。世宗是五代十国五十余位帝王中最不糊涂的一位，他在位不过五六年，却给我宋王朝留下了一个不错的家底。
太祖登位后，将恩主七岁的儿子柴宗训送到后周国寺天清寺内小住。这天清寺便是繁塔所在的寺院，繁塔原名为天清寺塔。天清寺于周世宗显德二年中创建。世宗初度之日曰‘天清节’，故其寺亦曰‘天清’。天清节，就是周世宗的生日。帝王将其生日定为某某节这种做法，始于唐而盛于我宋。显德二年正是柴荣发布命令抑制佛教之时，但他竟容许开封城内的天清寺大兴土木，也算一件奇事。天清寺又‘赶巧’在柴荣生日那天竣工，成了一个向皇帝讨好的‘献礼工事’。
本朝太祖倒是重视佛教，不过，也许是因为天清寺与恩主关系密切，在开封城中诸多的寺院中，太祖独独冷落了天清寺。虽冷落了天清寺，但对封禅寺却很关照。公开宝三年，太祖下诏，改封禅寺为开宝寺。用自家年号给封禅寺命名，可见太祖对这座寺院的重视。又下令直接从国库拨出款项，在开宝寺重建起缭廊朵殿，凡二百八十区。其规模远比现在所见为大。
邓涛听完惊道：“眼下开宝寺规模已颇巨，那可想而知之当时之大。”司马光点了点头道：“彼时耗资巨大，几将国库掏空。”
傻苍道：“从百姓的眼中看来，此举无疑浪费。多少僧尼占用土地却不事生产，周世宗柴王禁佛，出发点是好，只是采取一刀切的方法未免偏颇，落下骂名，其实依我之见，佛尼宜限宜疏不宜堵，更不宜禁，必竟神佛之道于大众中广泛流传，民间有此需要及基础，岂是一禁可以杜绝？”
司马光竖起手指头赞道：“小兄弟能有此见地，实属不易。”顿了一顿又道：
“太祖在佛教史上落了个好名声。早在建隆元年，太祖一登上皇位就下诏说：‘诸路州府寺院，经显德二年停废者勿复置，当废未毁者存之。’这就是说，他下令停止了前朝世宗抑制佛教发展的做法。太祖对佛教的重视程度从以下两件事就可以看出来：沧州僧人道圆由西域返回中土，太祖亲自接见道圆不说，还赠以紫色袈裟和金币；又过两年，一百伍十七名僧人集体请求出游西域，太祖又是给以鼓励又是送盘缠（每人铜钱叁万）。左右大臣害怕太祖崇佛过度，反误了朝廷大事。只有太祖的老弟光义比别人认识深，他看透了老哥的心思。太宗对宰相赵普说：‘浮屠氏之教，有俾，达者自悟渊微，愚者妄生诬谤，朕于此道，微究宗旨。’好一个厉害的太宗，如此嗅觉，如此看人眼力，岂有不接大宋皇位之理？继太祖削平荆湖、南汉、南唐之后，太宗又平定了吴越和北汉，完成了北宋真正一统天下的大业。
吴越亡国后，其财物也被任意掠夺。我宋王朝从吴越国掠夺来的财物中，有一件是佛祖舍利。开封铁塔的出现，就和这舍利有关。
后周的皇帝柴荣不喜佛，同时期的吴越国王却崇信佛教。当时吴越国境内的宁波四明山阿育王寺舍利塔内安奉着佛祖舍利，贞明二年，吴越国王派人前往四明山阿育王寺，硬是把佛祖舍利索要过来放到杭州的罗汉寺供奉。
我大宋皇室赵氏君临天下后，吴越国国号虽存，而实则已非独立之国。吴越王钱俶‘王不王，臣不臣’，对我宋非常恭谨。太宗太平兴国三年，钱俶再度到汴梁朝拜，遂被留居。钱俶一看形势不对，立即自动向太宗光义上表，表示愿意把吴越国的土地献给大宋。
吴越国将吏听说这个消息后，无不痛哭。太宗就动用了几百艘船，把钱俶的亲属、官吏及吴越之地的财物悉数征入京城。在这次行动中，一位名叫赵镕的供奉官任务特殊，他受太宗的指派，特意迎奉杭州罗汉寺的佛祖舍利。佛祖舍利抵达汴梁后，太宗起初将其供奉在紫禁城内的滋福殿中。
太平兴国七年，宋太宗决定在开宝寺福胜院内建一座木塔，以安放舍利。就这样，开封铁塔之母体：福胜塔便自此与世人见面。”
傻苍和邓涛听了他的一席话，对铁塔的往世今生才有了全面认识，原来开宝寺因佛而兴，开宝寺塔因佛而建。
司马光眼望东南面的大宋皇宫，脸色严肃，沉寂片刻，又道：“面对汴梁城内最辉煌、最高的塔，为何众文人学士都无动于衷？这种情形与唐代文人对于龙门石窟的态度十分相似，龙门石窟是完成于唐代的杰作，但是唐代诗人没有一个写过关于龙门石窟的诗，这是因为文人群体认为它是一个劳民伤财的东西，但因其是皇家意旨行为，他们便也不好说代么，只以沉默应对。”
过了良久，傻苍道：“司马先生，本朝文人于忧国忧民的立场出发，认为铁塔是一座过度奢华又没有实际用途的建筑，白白浪费了大量民胎民膏。”司马光没有出声应答，邓涛道：“但此塔是皇帝下令修建，文人骚客不敢随便意论，因此便作视而不见以待之。”
司马光道：“建设此塔，是否劳民伤财之举，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但不能否认的是，崇佛思想、行为对国家经济发展及国防建设，绝对是有害无利。多少僧尼，成长时占用国家、社会资源不比常人少，成年后却整天打坐念佛，劝人无为，不事生产没有回馈社会国家倒也罢了，反去劝更多人信佛出家，以致真正干活的人、保家卫国、发展经济的人无形中减少，信佛尊佛，已变当下社会沉重的负担。”
傻苍邓涛二人听他侃侃而谈，显然对宋王朝尊佛颇有不满，邓涛便道：“司马先生，你说的不无道理，我二人深表赞服，那么先生今日又为何前来开宝寺？”司马光昂昂然道：“不览佛寺不知天下人信佛之数也！”
两人一听，肃然起敬，敢情他是身负使命前来调查佛事？邓涛道：“先生心怀国家社稷，先天而忧，后天而乐，正是我辈楷模，国家之幸也。”
三人愈谈愈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司马光邀两人回府长叙，傻苍邓涛左右无事，便应允而去。
司马光设宴招待，并唤来一个叫王安石的邋遢官员相陪，只见他十片指甲都藏有泥污，脸有污渍，头发乱糟糟的，现傻苍做疯丐时形象有得一比。
司马光与王安石两人席上所谈，全是变法革新之事，王安石貌似更加激进，他道，根据他多年的地方官从政经历，总结出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经济困窘、社会风气败坏、国防安全堪忧，认为症结的根源在于为政者不懂得法度，解决的根本途径在于效法古圣先贤之道、改革制度，进而提出了自己的人才政策和方案的基本设想，建议朝廷改革取士、重视人才。主张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一直以来存在的积弊，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
司马光在一旁听着，时而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王安石的提议出发点虽好，但得罪太多既得利益者，必然难以推广，况且变法激烈一定会引起反弹，社会由此变得动荡，反而不是好事，宜采取旧制逐步完善。
王安石对他的说法颇不以为然，他道：“北有契丹虎视，西有西夏盘踞，西南吐蕃亦非善类，东边倭奴侵犯粤，大宋眼下貌似雄壮繁盛，其实已是外强中干，经不起折腾，须得尽快转型。”
司马光针锋相对，言道自来变法从无一蹴而就，欲速而不达，须得循序渐进，摸着石头过河。两人亦友亦僚，亦师亦生，却因施政方针迥异而起了争执，各不相让，气氛慢慢紧张起来。
傻苍和邓涛听着听着，才知这个四十出头的王安石，竟是三司使判官，而心怀天下家国的司马光，则是知谏院大夫，都是朝廷从二品以上的高官，可谓权贵，身在其位谋其政，都是了不得的人物。
傻苍逮了一个机会道：“两位大人乃当世豪杰，见识非凡，身居高位而不忘国家，我国得有两位超凡贤才治理，中兴之时指日可待。”赞了两人之后，他话锋一转，问道：“请问司马先生，王先生，你们俩对今日早朝上的案子有何见解看法？”
司马光一怔道：“你指广州邓德造反的案子？”傻苍道：“不错。”王安石问：“两位小兄弟如何得知此案？”邓涛吹牛不打草稿，张嘴便道：“此案民间已然传得沸沸扬扬，我们二人关心社稷民生，此桩大案，自然听闻。”
司马光微微点头道：“这单案子，发生得十分突然，事先全无迹像，从来造反皆因物穷粮尽，民不聊生，人心思变，不得不反，近年岭南物产丰富，人人安居乐业，依我看邓德造反的可能性不大。”
王安石道：“司马兄此言甚是，岭南人氏虽民风彪悍，却非心怀不轨之辈，况且当今天下太平，人心思定，有谁会不计后果冒然响应？如单凭邓德一人闹事，别说无需调动各地大军镇压，便是广州知府刘大人之力也可扑灭。邓德如造反属实，那么他不是走火入魔，便是受人蛊惑，失去理智。”
司马光呵呵笑道：“难得我和安石有相同看法之时，据包大人说，邓氏子弟不畏强权，涉险上京抗辩并寻求朝野关注，那自是身清如水，有恃无恐，否则焉敢直面强权机关？由此可见，此案应属冤案无疑。”
王安石微笑道：“司马大人，那么对于此案幕后黑手，你以为是谁？”司马光抚须而笑道：“谁热心谁主张，谁便是黑手。”王安石哈哈大笑，道：“无利不起早，这人很快浮于水面！”
邓涛道：“只怕大理寺的吴大人不这么认为。”
“黄公子何须有此顾虑，当今朝廷上下，都以包拯包大人之意为风标，吴永升老兄能坐在大理寺卿的位置上，难道还不懂此道？”
傻苍和邓涛听了二人之话，心下大定，宴后，司马光得知二人并无宿处，便留请他们在府里住下。两人与司马光交谈国家大事，胸怀见识大增，裨益良多。第三日上，三人在花厅上闲谈，有仆人进来禀报，说道大理寺卿吴大人在门外求见，司马光吩咐道：“你让他进厅稍等。”站起身步入内堂，换了身正装出来，对傻苍邓涛两人道：“吴大人前来，必是为了邓德的案子，你们二人既然关心，不妨出去旁听也好。”两人大喜，齐声道谢。
那吴永升是个五十岁左右的精干官员，司马光与他客套完毕，便介绍邓涛与傻苍给他认识，吴永升看了邓涛与傻苍一眼，寒暄道：“幸会，幸会。”两人站起还礼客套。sxbiquge/read/10/104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