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北方联合药业，还是很有些价值的。
上万亩的土地刚得，暂且不算，上万名的技术工人，也不能单纯的看做是负担，怎么说都是技术工人来着。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80年代的中国是根本不缺技术工人的。那么多小三线大三线的工人都要失业了，要不是组建了化药振兴办公室和北方联合药业，华北药业的万把工人，用不了几年也都是要面临失业的。
更准确的说，是混在一起的上万名工人，就像是一堆没分拣的枣子，要是不散摊子的话，烂枣子迟早也会把好枣子带烂的。
这样的北方联合药业，能估值出6000万美元，再从捷利康手里收来真金白银，是谁都没想到的。
对于捷利康，不管是北方联合药业，还是化药振兴办公室，他们都是不感兴趣的，他们唯一感兴趣的就是杨锐手里的药品。
仅仅是生产和销售的利润，就能让他们赚回本钱了。
也只有杨锐开发出来的新药，才能给他们赚回3000万美元。
制药公司对于新药的渴望，是其他行业的工作者很难体会到的。
全球上千家的制药公司，有能力进行新药开发的制药公司，通常也就在百家以内，除了个位数的仿制药公司以外，剩下两位数的制药公司，每年却只能投入市场三五种纯新药。
这时候，谁掌握着新药，简直就掌握着生死大权。
不是象征意义上的，就是实际上的生死大权。
像是戈谢病，它虽然是罕见病，却也是发病率较高的罕见病，全世界的患者人数有数十万之多，但在没有适合的药品的情况下，戈谢病人的生命周期自发病以后，也就是10年而已，基本不会超过20年。
这时候，也就悄然存在着一个所有人都不愿意去想的信息，如果真的有特效药的话，世界上就不会只有数十万名戈谢病人了。
而这么多人，显然不可能一次性的得到药品。
即使是出于安全的角度，各国也不会让新药一口气在自家铺开。
此时，制药公司其实就掌握着这些戈谢病人的生死了。
他们先在哪个国家申请销售，哪个国家的戈谢病人就能先期得到治疗，这不仅意味着更高的生存率，还意味着减轻痛苦，提高生活质量。
没有谁愿意拖着一个病躯去生活的。
而从消费者和医院的角度来说，他们也是期望有特效药出现的。
总能生产出新药和好药的制药公司，就会更受到医院和医生的欢迎，这是独属于制药公司的逼格。在必要的时候，制药公司甚至可以进行捆绑销售，规定买多少特效药，就要买多少普通药……
在法规限制不严格的地方，谁掌握着生死大权，谁就有资格赚钱。
50万条人命值多少钱？
一人100美元多不多？
一人200美元贵不贵？
在现代消费体系中，生产成本对于制药公司来说只是小头，销售、研发和管理成本是开支最多的地方。
一款新药，也许不能一口气让制药公司暴富，年销售额10亿美元的重磅炸弹毕竟是少数，但是，一款源源不断的新药，却是制药公司生存的意义。
不仅是制药公司自身生存的意义，也是公众、社会和国家对它的看法。
一家制药公司如果五年生产不出一款新药，甭管它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即使其他收入方面赚的很多，投资人总归会对它忧心忡忡的。
一家制药公司如果10年生产不出一款新药，哪怕投资人自己不说，公司自己也要撑不下去了。
在兜售健康和性命的行业里，制药公司赚钱的手段实在太多了。
某些特殊的罕见药，每年的治疗费用甚至可以开到百万美元，堪称变态。战乱地区的制药公司也从来不是以仁慈的面孔出现。繁华都市里的制药公司，更是善作蝇营狗苟的勾当。
然而，不管制药公司想要怎么赚钱，你手里首先得有药。
15年专利期的新药，25年专利期的罕见药，就是制药公司手里的武器。
15岁的小男生愿意为自己的盗贼号的武器付出多少，制药公司就愿意为一款新药付出多少。
北方联合药业的小心思，在捷利康的压力下，如冰雪落在了烤炉上，须臾间就消失的无影无踪。
不过，先期拨到离子通道实验室账上的经费，依旧只有少的可怜的20万美元。
用北方联合药业新任总经理王高涵同志的话来说：“先用着，不够的话，再打个招呼，钱就过来了。”
负责做重组dNA的项目组自然是怨声载道，谷强更是抱怨道：“20万美元连买荧光酶标仪的钱都不够，都不用开始，就结束了。”
杨锐选择的戈谢病的特效药是酶替代方案，给缺酶的人把酶补上，就这么简单的原理。
但是，要做出人体合用的葡萄脑苷脂酶是极难的事——且不管此步骤是怎么进行的，像是荧光酶标仪这样的仪器，是必须有的。
人眼可看不到葡萄脑苷脂酶。
除此以外，更高分辨率的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效率更高的新型电泳仪等等，也是必不可少的开支。
虽然实验室可以共用这些常用的设备，但在新药开发的紧凑时间里，抢仪器显然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另外，离子通道实验室的规模日益扩大，开拓新项目就要增加新仪器，哪怕是重复的仪器，也都是免不了的。就像是最简单的显微镜，总不能一群实验狗排队等着用吧。
国内有些项目组精穷精穷的没办法，杨锐是不准备让离子通道实验室过那种凌晨两点排队等仪器的苦日子了。
谁爱谁过去。
“从实验室的总账上走钱，20万美元给他们退回去。”杨锐很快做好了决定，再叫过许正平，道：“你去联系一个国外的评估公司，对我们目前的重组dNA项目组，进行的葡萄脑苷脂酶的替代方案，进行价格评估。”
“那是啥？”许正平都挺愣了。
“就是找个老外的公司过来，让他们看我们的项目组做的这些东西，在市场上值多少钱。”杨锐顿了一下，道：“北方联合药业的人过惯国企日子了，还想着成本价拿研究成果呢。20万？200万也就买个抬头而已。”
许正平有些犹豫的去找了，他还不知道，杨锐的这个决定，对于北方联合药业的压迫有多强，事实上，国内现在能体会到这一点的企业，基本没有。
在这个企业下设研究所的年代里，研究成果的价值，向来都是以成本价来浮动的。
可惜，杨锐并不准备和他们谈成本问题。
用多少成本是我的事，价格是由价值来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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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万亩的土地刚得，暂且不算，上万名的技术工人，也不能单纯的看做是负担，怎么说都是技术工人来着。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80年代的中国是根本不缺技术工人的。那么多小三线大三线的工人都要失业了，要不是组建了化药振兴办公室和北方联合药业，华北药业的万把工人，用不了几年也都是要面临失业的。
更准确的说，是混在一起的上万名工人，就像是一堆没分拣的枣子，要是不散摊子的话，烂枣子迟早也会把好枣子带烂的。
这样的北方联合药业，能估值出6000万美元，再从捷利康手里收来真金白银，是谁都没想到的。
对于捷利康，不管是北方联合药业，还是化药振兴办公室，他们都是不感兴趣的，他们唯一感兴趣的就是杨锐手里的药品。
仅仅是生产和销售的利润，就能让他们赚回本钱了。
也只有杨锐开发出来的新药，才能给他们赚回3000万美元。
制药公司对于新药的渴望，是其他行业的工作者很难体会到的。
全球上千家的制药公司，有能力进行新药开发的制药公司，通常也就在百家以内，除了个位数的仿制药公司以外，剩下两位数的制药公司，每年却只能投入市场三五种纯新药。
这时候，谁掌握着新药，简直就掌握着生死大权。
不是象征意义上的，就是实际上的生死大权。
像是戈谢病，它虽然是罕见病，却也是发病率较高的罕见病，全世界的患者人数有数十万之多，但在没有适合的药品的情况下，戈谢病人的生命周期自发病以后，也就是10年而已，基本不会超过20年。
这时候，也就悄然存在着一个所有人都不愿意去想的信息，如果真的有特效药的话，世界上就不会只有数十万名戈谢病人了。
而这么多人，显然不可能一次性的得到药品。
即使是出于安全的角度，各国也不会让新药一口气在自家铺开。
此时，制药公司其实就掌握着这些戈谢病人的生死了。
他们先在哪个国家申请销售，哪个国家的戈谢病人就能先期得到治疗，这不仅意味着更高的生存率，还意味着减轻痛苦，提高生活质量。
没有谁愿意拖着一个病躯去生活的。
而从消费者和医院的角度来说，他们也是期望有特效药出现的。
总能生产出新药和好药的制药公司，就会更受到医院和医生的欢迎，这是独属于制药公司的逼格。在必要的时候，制药公司甚至可以进行捆绑销售，规定买多少特效药，就要买多少普通药……
在法规限制不严格的地方，谁掌握着生死大权，谁就有资格赚钱。
50万条人命值多少钱？
一人100美元多不多？
一人200美元贵不贵？
在现代消费体系中，生产成本对于制药公司来说只是小头，销售、研发和管理成本是开支最多的地方。
一款新药，也许不能一口气让制药公司暴富，年销售额10亿美元的重磅炸弹毕竟是少数，但是，一款源源不断的新药，却是制药公司生存的意义。
不仅是制药公司自身生存的意义，也是公众、社会和国家对它的看法。
一家制药公司如果五年生产不出一款新药，甭管它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即使其他收入方面赚的很多，投资人总归会对它忧心忡忡的。
一家制药公司如果10年生产不出一款新药，哪怕投资人自己不说，公司自己也要撑不下去了。
在兜售健康和性命的行业里，制药公司赚钱的手段实在太多了。
某些特殊的罕见药，每年的治疗费用甚至可以开到百万美元，堪称变态。战乱地区的制药公司也从来不是以仁慈的面孔出现。繁华都市里的制药公司，更是善作蝇营狗苟的勾当。
然而，不管制药公司想要怎么赚钱，你手里首先得有药。
15年专利期的新药，25年专利期的罕见药，就是制药公司手里的武器。
15岁的小男生愿意为自己的盗贼号的武器付出多少，制药公司就愿意为一款新药付出多少。
北方联合药业的小心思，在捷利康的压力下，如冰雪落在了烤炉上，须臾间就消失的无影无踪。
不过，先期拨到离子通道实验室账上的经费，依旧只有少的可怜的20万美元。
用北方联合药业新任总经理王高涵同志的话来说：“先用着，不够的话，再打个招呼，钱就过来了。”
负责做重组dNA的项目组自然是怨声载道，谷强更是抱怨道：“20万美元连买荧光酶标仪的钱都不够，都不用开始，就结束了。”
杨锐选择的戈谢病的特效药是酶替代方案，给缺酶的人把酶补上，就这么简单的原理。
但是，要做出人体合用的葡萄脑苷脂酶是极难的事——且不管此步骤是怎么进行的，像是荧光酶标仪这样的仪器，是必须有的。
人眼可看不到葡萄脑苷脂酶。
除此以外，更高分辨率的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效率更高的新型电泳仪等等，也是必不可少的开支。
虽然实验室可以共用这些常用的设备，但在新药开发的紧凑时间里，抢仪器显然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另外，离子通道实验室的规模日益扩大，开拓新项目就要增加新仪器，哪怕是重复的仪器，也都是免不了的。就像是最简单的显微镜，总不能一群实验狗排队等着用吧。
国内有些项目组精穷精穷的没办法，杨锐是不准备让离子通道实验室过那种凌晨两点排队等仪器的苦日子了。
谁爱谁过去。
“从实验室的总账上走钱，20万美元给他们退回去。”杨锐很快做好了决定，再叫过许正平，道：“你去联系一个国外的评估公司，对我们目前的重组dNA项目组，进行的葡萄脑苷脂酶的替代方案，进行价格评估。”
“那是啥？”许正平都挺愣了。
“就是找个老外的公司过来，让他们看我们的项目组做的这些东西，在市场上值多少钱。”杨锐顿了一下，道：“北方联合药业的人过惯国企日子了，还想着成本价拿研究成果呢。20万？200万也就买个抬头而已。”
许正平有些犹豫的去找了，他还不知道，杨锐的这个决定，对于北方联合药业的压迫有多强，事实上，国内现在能体会到这一点的企业，基本没有。
在这个企业下设研究所的年代里，研究成果的价值，向来都是以成本价来浮动的。
可惜，杨锐并不准备和他们谈成本问题。
用多少成本是我的事，价格是由价值来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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