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的年末，对于许多工厂和国企干部来说，是一个难忘的记忆。
这一年，他们（旅）游历了西欧、南欧的大好河山，见识了北欧的风情与姑娘，在途径阿姆斯特丹而不去红灯区的日子里，代表团的成员们，讨论出了许多个项目。
在此过程中，杨锐是全心全意的投入了进来。
科研是一个堆积沙堡的过程，需要许许多多的沙子们参与进来，这样的沙堡，才有可能竖立的久一点。当然，沙堡总是要塌的，伟大的经典物理的大厦坍塌过，伟大的完美数学的大厦坍塌过，伟大的化学……茅草屋塌了就塌了吧，没啥稀罕的。
关键问题在于，科学家是需要无限多的资源和无限多的支持的。
身为中国科学家，越是顶峰的科学家，越是希望中国强大和富强。
即使影响力不能宽广到这个程度，让一个行业或者几个行业成长起来，也是非常好的。
事实上，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国家本身也是不多的。中国的国土面积广大，工业基础不错，又有大量的工业人口和科研人数，同时也积攒了一定的外汇，这才能闲下心来，慢慢寻找合适的产业去发展。
换成其他发展中国家，一年攒出百多亿美元的外汇可能不难，大量的受过基础教育的劳动人口就很难了，至于80年代的中国所拥有的200万科研人才，更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
可以说，建国30多年，积攒下来的这批科研人员，是中国最大的资产，也是中国改开以后，能迅速发展的主因。
相比于工人三个月能干活，三年能熟练，十年可精通的要求来说，科研人员的第一要求是受过高等教育，甭管本科专科的，这就是差不多15年的受教育时间。
而要到能干活的程度，再加三年的硕士或者研究所行走是必要条件，学的慢一点的，6年上手并不意外。至于达到熟练要求，或许同样只需要追加三年，可要论精通的话，就不止对时间有要求了，天赋和学习的强度都是很高的。
从来只听说工人有八小时工作制，或者三班倒的，就没有听说过科研人员有按时间工作的，下班以后自学，不断加码几乎是科研人的正常生活状态。
中国产业界的发展，与其说是工厂的效率增加，不如说是不断的技术革新的产出。
武@汉着名的星期天工程师，就是工程师周末去乡镇小厂打工，给乡镇老板做图纸，装设备，教工人……
中国的乡镇工厂大部分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一个胆子大的乡镇老板，喊上几个三个月前还在锄地的泥腿子，开一间工厂就生产起来——熟练的产业工人全都在国企里，除了农民之外，乡镇企业是找不到劳动力的。
然而，泥腿子并不是天生就懂机器，会技术的，乡镇老板也不可能车床铣床焊接钳工一把抓，更不可能包揽工厂的所有设计，就算是山寨乃至于做假货，也得有懂行的人来教。
星期天工程师就是这样应用而生的。
类似的模式，其实到了30年后，都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一家化工厂生产出了新型化工产品，一家食品厂生产出了新的食品添加，一家机械厂生产出了新的设备，但若是深究一下，很容易发现，这家化工厂，这家食品厂，这家机械厂，都没有自己的研究机构。
别说普通工厂没有了，许多上市公司的财报里，都没有大额研究经费的开销。
那么，是只受过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工人们自学了高等数学、CAD制图和马克思原理之后，自己琢磨出来的吗？
如果问企业老板的话，老板一定会骂一句神经病！工人的工资多高啊，稍微有点技术水平的，一个月都超过五千块了，再要懂点马克思原理什么的，月薪妥妥的破万，谁愿意用这么贵的人工去搞研究啊。
养一个研究员，一个月三五千块钱就够了，就是这样，工厂都不愿意养，谁知道他用多久才能研究出什么东西来。
养一个薪水两倍于研究员的工人去搞研究，这样的浪费精，还不赶快开除了事，难道等他传染全厂吗？
想想一家工厂里，工人们一边工作，一边聚精会神的思考着研究，顺手用生产级的原料做实验，浪费老板一裤裆的场景，令人心醉。
不过，作为科研的大后方，工厂的技术含量越高，对于科研的促进能力也就越强。
就好像科研所需的各种试剂、设备，归根结底还是得要工厂生产出来的便宜，哪怕是采用实验室制备的，也总得有化学纯分析纯的基础试剂。
从根子上，杨锐也不介意花费一些时间，帮这些国企工厂重整旗鼓。
反正都要花时间来购买设备，重做项目，自然是要选择价值较高，利润丰厚的。
杨锐对信息的了解，在这个时代是超人一等的，而他目前的身份，又让他在使用这些信息的过程中，具有超人一等的姿态。
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获得者，预判未来十年或者二十年的化工与医药产业发展，准确了就是远见卓识，不准确才是稀罕。
事实上，杨锐目前的身份地位，免不了要写相关的产业发展的论文的，到时候，别说是分析一二十年的产业发展了，甚至会有人让你判断五十年后的世界。
包括胡池、陈厂长等人在内的企业界人士，在整个欧洲的游历过程中，基本保持着半信半疑的态度。
然而，他们并没有太多的选择。
设备购买的机会是一闪而逝的，杨锐并不会在一个工厂，甚至不会在一个城市停留太长时间。厂长们放弃一次设备的购买，再要轮到自己，就要等待很长时间了。
而且，下一次，他们还是没有太多的选择空间。
这个时候的代表团，就像是交了意向金的购房者，只能在开发商给出的有限空间里做选择了。
在87年的冬日里，还没有人知道，他们今天的选择，究竟是价值几何。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却有一些相同的故事，在不同的企业中流传：当初我们厂要是再多捐几十万就好了，那时候有个项目，**X选走了，赚了不知道多少，当时要是让我们先选了，哪里还有他们的事。
(本章完)sxbiquge/read/37/37083/ )
这一年，他们（旅）游历了西欧、南欧的大好河山，见识了北欧的风情与姑娘，在途径阿姆斯特丹而不去红灯区的日子里，代表团的成员们，讨论出了许多个项目。
在此过程中，杨锐是全心全意的投入了进来。
科研是一个堆积沙堡的过程，需要许许多多的沙子们参与进来，这样的沙堡，才有可能竖立的久一点。当然，沙堡总是要塌的，伟大的经典物理的大厦坍塌过，伟大的完美数学的大厦坍塌过，伟大的化学……茅草屋塌了就塌了吧，没啥稀罕的。
关键问题在于，科学家是需要无限多的资源和无限多的支持的。
身为中国科学家，越是顶峰的科学家，越是希望中国强大和富强。
即使影响力不能宽广到这个程度，让一个行业或者几个行业成长起来，也是非常好的。
事实上，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国家本身也是不多的。中国的国土面积广大，工业基础不错，又有大量的工业人口和科研人数，同时也积攒了一定的外汇，这才能闲下心来，慢慢寻找合适的产业去发展。
换成其他发展中国家，一年攒出百多亿美元的外汇可能不难，大量的受过基础教育的劳动人口就很难了，至于80年代的中国所拥有的200万科研人才，更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
可以说，建国30多年，积攒下来的这批科研人员，是中国最大的资产，也是中国改开以后，能迅速发展的主因。
相比于工人三个月能干活，三年能熟练，十年可精通的要求来说，科研人员的第一要求是受过高等教育，甭管本科专科的，这就是差不多15年的受教育时间。
而要到能干活的程度，再加三年的硕士或者研究所行走是必要条件，学的慢一点的，6年上手并不意外。至于达到熟练要求，或许同样只需要追加三年，可要论精通的话，就不止对时间有要求了，天赋和学习的强度都是很高的。
从来只听说工人有八小时工作制，或者三班倒的，就没有听说过科研人员有按时间工作的，下班以后自学，不断加码几乎是科研人的正常生活状态。
中国产业界的发展，与其说是工厂的效率增加，不如说是不断的技术革新的产出。
武@汉着名的星期天工程师，就是工程师周末去乡镇小厂打工，给乡镇老板做图纸，装设备，教工人……
中国的乡镇工厂大部分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一个胆子大的乡镇老板，喊上几个三个月前还在锄地的泥腿子，开一间工厂就生产起来——熟练的产业工人全都在国企里，除了农民之外，乡镇企业是找不到劳动力的。
然而，泥腿子并不是天生就懂机器，会技术的，乡镇老板也不可能车床铣床焊接钳工一把抓，更不可能包揽工厂的所有设计，就算是山寨乃至于做假货，也得有懂行的人来教。
星期天工程师就是这样应用而生的。
类似的模式，其实到了30年后，都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一家化工厂生产出了新型化工产品，一家食品厂生产出了新的食品添加，一家机械厂生产出了新的设备，但若是深究一下，很容易发现，这家化工厂，这家食品厂，这家机械厂，都没有自己的研究机构。
别说普通工厂没有了，许多上市公司的财报里，都没有大额研究经费的开销。
那么，是只受过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工人们自学了高等数学、CAD制图和马克思原理之后，自己琢磨出来的吗？
如果问企业老板的话，老板一定会骂一句神经病！工人的工资多高啊，稍微有点技术水平的，一个月都超过五千块了，再要懂点马克思原理什么的，月薪妥妥的破万，谁愿意用这么贵的人工去搞研究啊。
养一个研究员，一个月三五千块钱就够了，就是这样，工厂都不愿意养，谁知道他用多久才能研究出什么东西来。
养一个薪水两倍于研究员的工人去搞研究，这样的浪费精，还不赶快开除了事，难道等他传染全厂吗？
想想一家工厂里，工人们一边工作，一边聚精会神的思考着研究，顺手用生产级的原料做实验，浪费老板一裤裆的场景，令人心醉。
不过，作为科研的大后方，工厂的技术含量越高，对于科研的促进能力也就越强。
就好像科研所需的各种试剂、设备，归根结底还是得要工厂生产出来的便宜，哪怕是采用实验室制备的，也总得有化学纯分析纯的基础试剂。
从根子上，杨锐也不介意花费一些时间，帮这些国企工厂重整旗鼓。
反正都要花时间来购买设备，重做项目，自然是要选择价值较高，利润丰厚的。
杨锐对信息的了解，在这个时代是超人一等的，而他目前的身份，又让他在使用这些信息的过程中，具有超人一等的姿态。
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获得者，预判未来十年或者二十年的化工与医药产业发展，准确了就是远见卓识，不准确才是稀罕。
事实上，杨锐目前的身份地位，免不了要写相关的产业发展的论文的，到时候，别说是分析一二十年的产业发展了，甚至会有人让你判断五十年后的世界。
包括胡池、陈厂长等人在内的企业界人士，在整个欧洲的游历过程中，基本保持着半信半疑的态度。
然而，他们并没有太多的选择。
设备购买的机会是一闪而逝的，杨锐并不会在一个工厂，甚至不会在一个城市停留太长时间。厂长们放弃一次设备的购买，再要轮到自己，就要等待很长时间了。
而且，下一次，他们还是没有太多的选择空间。
这个时候的代表团，就像是交了意向金的购房者，只能在开发商给出的有限空间里做选择了。
在87年的冬日里，还没有人知道，他们今天的选择，究竟是价值几何。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却有一些相同的故事，在不同的企业中流传：当初我们厂要是再多捐几十万就好了，那时候有个项目，**X选走了，赚了不知道多少，当时要是让我们先选了，哪里还有他们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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