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人家的权势来享福，不如随自己心愿受苦。
——蒙古族谚语
牛木林在大学里一边学习汉语言文学的专业知识，一边开始尝试着写作。1984年，他先后写下了两篇抒情散文《克朗河之春》和《秋歌》，发表在当年的《阿勒泰报》上。他在文章中用极其热烈的词句赞美自己美丽可爱的故乡。
《克朗河之春》这样写道：“我惊叹浩荡的万里长江，我赞美奔腾的泥龙黄河。它们那一泻千里的气势，澎湃激荡的雄姿，常常引起人们五彩斑斓的遐想。在我看来，长江黄河固然可爱，但最美丽、最让我喜爱的还是家乡的小河——克兰河。”
《秋歌》这样写道：“是的，春天的鲜花固然可爱，夏天的盛绿也格外迷人，冬天的白雪更是幽静动人，但哪一个能像秋天这样炽烈、这样快活、这样意义深远呢？又有谁会因为几片衰草黄叶而哀伤叹息！
秋天，比春天更富有灿烂秀丽的色彩；秋天，比夏天更富有欣欣向荣的景象；秋天，比冬天更富有美妙动人的旋律。
秋天，标志着成熟和繁荣，意味着欢乐和富强。
如果说我热爱秋天，这就是最重要的原因。”
牛木林的求知欲望特别强烈。他除了学好书本上的知识，还按照学习专业的要求，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同时在电教室和电影院里观看了时下流行的新潮流电影和由世界名著改编的经典电影。
他偶然发现，位于旧文科楼的电教室几乎每天晚上都在为不同专业的班级播放电视电影。由于想看电影的学生太多了，以至于座位不够用，因此学校规定必须凭票入场。
牛木林找来一张白纸，把它剪成票面大小的纸片，用黑色笔在上面工工整整地写上“某日电影票”，再用红色笔画上一个大圆圈冒充章印，趁着灯光昏暗混进了电教室。
第二年的寒假，牛木林来到了母亲巩腊梅的故乡青海省。这是他第二次来到青海。
他首先来到了乐都县，看望了小舅舅巩连贵一家人，重新游览了13年前光顾过的地方。说实在的，这么多年时间过去了，乐都的外貌并没有多少改变，在阴冷的冬季显得十分寒冷和破旧。
随后，他又来到了省会西宁，前往从海北浩门农场搬迁到西宁的三姨巩夏荷家。
姨夫陈小山在文革中受到了冲击，被发配到浩门农场改造，如今已经得到了平反。国家给他落实了政策，任命他担任了西宁钢厂附近的一个税务所的所长。
陈小山的性格随和，心胸宽容，对自己遭受到的苦难从来不说一句怨言。他经常给牛木林和自己的两个孩子讲述革命战争时期的故事，鼓励他们好好学习，为国家的建设作出贡献。
牛木林望着陈小山饱经沧桑的面容，心中暗暗地说道：三姨夫以德报怨，心胸真是比青藏高原还要宽阔啊！
牛木林在青海过完寒假以后回到了兰州，继续他的大学学习。
一天，他接到高中同学李伟的来信，说是他做医生的父亲从新疆来到兰州医学院的第二附属医院进修。
周末，牛木林按照李伟信上提供的地址，找到了位于城关区老城的一幢3层老楼，见到了李伟的父亲。
牛木林看到老楼里边光线阴暗，地面上铺着的木地板都磨出了凹坑，不解地问道：“叔叔，你们怎么住在环境这么差的地方？”
李伟的父亲带着神秘和骄傲的神情说道：“你可千万不能小看这幢又破又旧的老楼。当年，它可是马芳担任西北军政长官时候的公署，是当时兰州最有权力、最豪华的大楼啊。”
牛木林默默地打量着这幢曾经的豪宅：看不清底色并且到处开裂的地板，油漆剥落的木质楼梯扶手，落了一层厚厚尘土的蜘蛛网，他怎么也想象不出来这里曾经是何等的辉煌和威严。
他带着李伟的父亲参观了黄河铁桥和颇有名气的滨河公园，还有那一座座富有艺术创意和时代特色的雕塑，特别是兰州的地标雕塑《黄河母亲》。
第三个寒假，牛木林来到了首都北京和滨海城市天津。
牛木兰的丈夫韩国庆是天津籍支援新疆的知识青年。1985年，他们一家人在国家落实知青返城政策的时候，全部来到了天津。
牛木林的这趟京津之行，一是计划实地考察一下北京的情况，以便决定将来是否到北京工作；二是到天津探望牛木兰一家人。
1986年1月末，牛木林第一次来到了从小在心中万分向往的圣地——北京。
他走下火车的时候，天空还没有大亮。
在站前广场上，他一边向公共汽车站走去，一边不住地回头，打量着北京火车站主楼的模样。直到完全确定它和小学算术薄封面上的图画一模一样以后，他才恋恋不舍地登上了公共汽车。
也许是太早的原因，车上的乘客只有4、5个，街道上的行人也不多。牛木林坐在靠窗户的座位上，把脸庞贴在车窗的玻璃上，专注地盯着窗户外面快速闪过的每一幢建筑，希望能够看到以前在图片上才能看到的城楼、人民大会堂。虽然最终只看到了一闪而过的中国图书馆大楼，但是，也让他兴奋了很长的时间。
随后的几天，牛木林游览了广场、北海公园、景山公园、动物园、天文馆等景点。在凛冽刺骨的寒风中，他徜徉在广阔的广场，脑海里努力还原百万群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壮观场面，沉浸在人生最幸福、最美满的时刻。
牛木林最喜欢北京的地方是颐和园和地铁。颐和园占地广大，仿佛是辽阔无边的新疆，让人感到心情舒畅。地铁快捷方便，尽管里面人山人海，十分拥挤，却不会在半路上堵车，代表着现代的文明。
牛木林认定，眼前这个被寒冷和灰色包裹的城市不是自己心目中那个太阳发出万道金色的光芒、全国人民倾心向往和热情赞颂的首都北京。
在天津的时候，牛木林遇到了一位刚刚从181团返城的知识青年。
那个知青吞吞吐吐地告诉他：“我回来之前，听说你爸爸生病了。这个消息也不知道是真还是假？”
牛木林的直觉告诉自己：情况不好。
他赶紧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询问父亲的情况。
家里很快给他回了信，告诉他实际的情况：可能是常年四处奔波导致饮食不规律，也可能是因为吃腌菜过多的缘故，还有可能是因为头痛长期服用止痛片的原因，牛万山被医生检查出患上了胃癌。
牛万山的性格一向开朗豁达，喜欢与别人开玩笑逗乐。他每到一个新地方能够很快地打开局面，和大家融为一体。因此，住进医院的他并没有被病魔击倒。他积极地配合医生治疗，做了切除3╱4胃体的手术。
他的身体很快得到了康复。
与此同时，住在同一间病房的3位病友，病情比他的轻多了，却没有一个活着走出医院。
大病初愈的牛万山开始认真地规划自己的人生归宿。他希望有生之年叶落归根，回到故乡临夏去安度晚年。
1987年5月，牛万山一个人从新疆来到了兰州。
由于在临夏没有自己熟悉的亲人，牛木林在兰州的这几年一直没有去过临夏。既然父亲来了，而且是大病康复之后，牛木林打算抽出时间陪同父亲一起前往临夏。
周末，他和父亲乘坐班车来到了兰州以南100多公里的临夏市。
临夏市的城区布局像一个橄榄型的田径运动场。主干道就是环绕运动场的“跑道”和一条穿过市中心的东西走向的街道。
临夏的建筑大多数不高，但是，却密集而且陈旧。与其它城市显著不同的是，城市的角落遍布着大大小小具有中式建筑、阿拉伯建筑和伊朗建筑等风格的礼拜寺。大街小巷里飘动着许许多多洁白的帽子，犹如蓝天中流淌的一大片白云。
牛木林是第一次看到这么众多的回族人，心中既感受到一种来自民族的震撼力，又感觉到十分兴奋和许多的好奇。
地处城市东南郊大夏河石滩上是的活畜交易市场，尘土飞扬，人声鼎沸。精明的回族商人正做着牲畜和毛皮的生意。有的人在仔细地观察牛羊，有的人将手伸进对方的长袖子里，讨价还价。
适逢穆斯林的斋月，街上的行人大多步履缓慢，一脸的倦容，眼睛里却闪烁着虔敬和希望的光芒。
男性回族人的肤色由于日晒一般较深。年长者大多留着山羊胡子，穿着黑色和灰色的长风衣。年轻人一个个浓眉大眼，显得十分干练和精明。
女性回族人的肤色则比较白皙。年轻的女子头上戴着粉红色女式帽子或者绿色的盖头，显得青春又温婉。年长的妇女戴的是白色和黑色的盖头，慈眉善目，亲切可人。
有的回族和汉族在长相上没有很大的差别，如果不是衣着和语言上的差异，一般外人很难把他们区分开来；有的则长脸黑发、高鼻深目，明显地带有中亚和西亚人种的特点。
他们操着夹杂着阿拉伯语和伊朗语单词的回回话，语调急速流畅，就像阿拉伯语一样含混而飘渺。一般外地人很难听得懂。
在农贸市场里，牛木林在一个商家的柜台上没有看到商品，只看到上面盖着一块白纱布，便好奇地向汉族打扮的小贩询问道：“老乡，这块白纱布下面是什么东西？”
摊主轻声地解释道：“是猪肉。盖上纱布是为了不让逛市场的回族顾客感到别扭。”
牛木林的心中又是好一阵感动。他用赞许和敬佩的目光望着摊主：是的，各民族在一起生活和工作，需要大家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欣赏，相互包容，相互学习。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这样做，我们的社会该是多么美好啊。
第一夜，牛木林和父亲住在了临夏市东郊关家台166号大院的牛赛德家中。
牛赛德的家在一座拥有几十间房屋的高台大院里。这是他们两年前向公家讨要回来曾经被没收的家产的一部分。大院从中间用一堵高墙分隔成为前后两座院子。前院住着牛赛德一家人和一个孤寡老人。后院住着大队长和几户翻身得解放的贫下中农。
第二天，牛木林和父亲前往南龙乡杨妥村的姑姑牛宰乃拜家去。
57岁的牛万山兴奋地骑上牛赛德家的自行车，让牛木林坐在车的后架上。
牛木林担心父亲刚刚康复的身体吃不消，要求自己骑自行车驮着父亲。
牛万山坚决不同意，坚持要自己驮着牛木林。
牛木林无奈地坐在后架上。
牛万山骑着自行车，驮着牛木林，沿着欢腾的大夏河，一路向前方驶去，把一片片绿色的田野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牛万山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牛宰乃拜为马家养育了5个儿子两个女儿。其中，两个儿子移民到了新疆的伊犁，身边有3个儿子和两个女儿。老三儿子马舍伊布有一个约莫6、7岁大的儿子叫海龙。他对来自远方的牛木林特别亲热，整天跟在他的后面问这问那。
面临即将毕业的牛木林逗趣地问他：“海龙，你说我大学毕业以后干什么工作好？”
海龙闪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不假思索地说道：“阿舅将来能当县长。”
在小孩子的心中，县长是主宰一方、掌握老百姓生死福祸的父母官，是天底下最大的官员。
可是，牛木林对做官没有一点兴趣。在他看来，做官仿佛是不务正业。因此，他听了海龙的回答，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忍不住地揪了一下海龙挺拔的鼻子。
牛木林因为星期一还要上课，打算星期天的上午回兰州去。
他离开临夏的时候，牛赛德的3个孩子齐刷刷地站在大院的门口，依依不舍地和牛木林告别。他们是温顺内向、大约11岁的老大儿子，金发黄眼、大约7岁的老二女儿和黄发白肤、大约4岁的老三儿子。
牛木林向前走了两步，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为自己送行的孩子。他看见，两行眼泪从牛赛德老三儿子修长的黄色眼睫毛上滚落了下来……
没有过上一个星期的时间，牛万山突然来到了兰州。
他一脸疑惑的表情，对惊讶不已的牛木林说道：“离开老家也就25年光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倒不习惯这里的生活了。还是新疆好哇。”
送走了返回新疆的牛万山，牛木林开始忙着准备毕业论文了。
一天，学校通知牛木林去开会，说是挑选了他和班里的20位男女同学作为群众演员，配合学校的电教室和中央电视台拍摄一部电视专题片《今日兰大人》。
牛木林和同学们表现大学生上课和在图书馆阅读的情景，在校园的绿荫道上漫步交谈，最后还乘坐面包车登上了皋兰山，摆出眺望兰州美丽市容的造型。
神奇的电视摄像机引起了牛木林的莫大兴趣。他一向喜欢和尝试新鲜事物。那时候，电视机正在全国的千家万户普及当中，传播力和影响力十分巨大。
以前，牛木林打算报考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因为最优秀的高年级学生考取了那里的研究生。现在，他改变了个人的志向，不打算报考北京电影学院了，而是一心想做一名享有“无冕之王”称号的电视记者，从事神圣而伟大的新闻宣传工作。
牛木林在大学的4年时间，在中文系只遇到了两个回族学生。一个是比他高两级的东北回族，一个是比他低两级的云南回族。由于不在同一个班级，他们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来往。
当时，西北回族的文化水平相对比较低，知识分子更是十分罕见。有趣的是，牛木林毕业的那一年，中文系的系主任居然是一个叫马志杰的回族人。
马志杰的弟弟是临夏回族自治州一个学院的院长，希望哥哥给自己推荐一个毕业生充实师资力量。
马志杰看到牛木林的资料上籍贯写的是临夏，便与班主任商量安排牛木林到临夏去工作，不必再回到遥远的新疆了。
班主任平时与牛木林交流得比较多，知道他追求现代时尚，不会喜欢相对保守落后的临夏，也没有与牛木林进行沟通，自作主张地一口替他回绝了。
马志杰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于是对不知好歹的牛木林产生了不良的看法，从此不再关心和理睬他了。
牛木林也没有闲着。他在为自己的工作忙碌着。他的唯一志向就是到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这样国家级的媒体去工作。
时不凑巧，1986年全国各地发生了学潮。
上级部门决定，从1987年开始，大学毕业生不能直接进入国家级的单位和机关部门，一律先到基层锻炼。因此，分配给中文系的北京单位里没有一家是中央级的媒体。
面对困境，牛木林的心中不禁有些着急了。
——蒙古族谚语
牛木林在大学里一边学习汉语言文学的专业知识，一边开始尝试着写作。1984年，他先后写下了两篇抒情散文《克朗河之春》和《秋歌》，发表在当年的《阿勒泰报》上。他在文章中用极其热烈的词句赞美自己美丽可爱的故乡。
《克朗河之春》这样写道：“我惊叹浩荡的万里长江，我赞美奔腾的泥龙黄河。它们那一泻千里的气势，澎湃激荡的雄姿，常常引起人们五彩斑斓的遐想。在我看来，长江黄河固然可爱，但最美丽、最让我喜爱的还是家乡的小河——克兰河。”
《秋歌》这样写道：“是的，春天的鲜花固然可爱，夏天的盛绿也格外迷人，冬天的白雪更是幽静动人，但哪一个能像秋天这样炽烈、这样快活、这样意义深远呢？又有谁会因为几片衰草黄叶而哀伤叹息！
秋天，比春天更富有灿烂秀丽的色彩；秋天，比夏天更富有欣欣向荣的景象；秋天，比冬天更富有美妙动人的旋律。
秋天，标志着成熟和繁荣，意味着欢乐和富强。
如果说我热爱秋天，这就是最重要的原因。”
牛木林的求知欲望特别强烈。他除了学好书本上的知识，还按照学习专业的要求，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同时在电教室和电影院里观看了时下流行的新潮流电影和由世界名著改编的经典电影。
他偶然发现，位于旧文科楼的电教室几乎每天晚上都在为不同专业的班级播放电视电影。由于想看电影的学生太多了，以至于座位不够用，因此学校规定必须凭票入场。
牛木林找来一张白纸，把它剪成票面大小的纸片，用黑色笔在上面工工整整地写上“某日电影票”，再用红色笔画上一个大圆圈冒充章印，趁着灯光昏暗混进了电教室。
第二年的寒假，牛木林来到了母亲巩腊梅的故乡青海省。这是他第二次来到青海。
他首先来到了乐都县，看望了小舅舅巩连贵一家人，重新游览了13年前光顾过的地方。说实在的，这么多年时间过去了，乐都的外貌并没有多少改变，在阴冷的冬季显得十分寒冷和破旧。
随后，他又来到了省会西宁，前往从海北浩门农场搬迁到西宁的三姨巩夏荷家。
姨夫陈小山在文革中受到了冲击，被发配到浩门农场改造，如今已经得到了平反。国家给他落实了政策，任命他担任了西宁钢厂附近的一个税务所的所长。
陈小山的性格随和，心胸宽容，对自己遭受到的苦难从来不说一句怨言。他经常给牛木林和自己的两个孩子讲述革命战争时期的故事，鼓励他们好好学习，为国家的建设作出贡献。
牛木林望着陈小山饱经沧桑的面容，心中暗暗地说道：三姨夫以德报怨，心胸真是比青藏高原还要宽阔啊！
牛木林在青海过完寒假以后回到了兰州，继续他的大学学习。
一天，他接到高中同学李伟的来信，说是他做医生的父亲从新疆来到兰州医学院的第二附属医院进修。
周末，牛木林按照李伟信上提供的地址，找到了位于城关区老城的一幢3层老楼，见到了李伟的父亲。
牛木林看到老楼里边光线阴暗，地面上铺着的木地板都磨出了凹坑，不解地问道：“叔叔，你们怎么住在环境这么差的地方？”
李伟的父亲带着神秘和骄傲的神情说道：“你可千万不能小看这幢又破又旧的老楼。当年，它可是马芳担任西北军政长官时候的公署，是当时兰州最有权力、最豪华的大楼啊。”
牛木林默默地打量着这幢曾经的豪宅：看不清底色并且到处开裂的地板，油漆剥落的木质楼梯扶手，落了一层厚厚尘土的蜘蛛网，他怎么也想象不出来这里曾经是何等的辉煌和威严。
他带着李伟的父亲参观了黄河铁桥和颇有名气的滨河公园，还有那一座座富有艺术创意和时代特色的雕塑，特别是兰州的地标雕塑《黄河母亲》。
第三个寒假，牛木林来到了首都北京和滨海城市天津。
牛木兰的丈夫韩国庆是天津籍支援新疆的知识青年。1985年，他们一家人在国家落实知青返城政策的时候，全部来到了天津。
牛木林的这趟京津之行，一是计划实地考察一下北京的情况，以便决定将来是否到北京工作；二是到天津探望牛木兰一家人。
1986年1月末，牛木林第一次来到了从小在心中万分向往的圣地——北京。
他走下火车的时候，天空还没有大亮。
在站前广场上，他一边向公共汽车站走去，一边不住地回头，打量着北京火车站主楼的模样。直到完全确定它和小学算术薄封面上的图画一模一样以后，他才恋恋不舍地登上了公共汽车。
也许是太早的原因，车上的乘客只有4、5个，街道上的行人也不多。牛木林坐在靠窗户的座位上，把脸庞贴在车窗的玻璃上，专注地盯着窗户外面快速闪过的每一幢建筑，希望能够看到以前在图片上才能看到的城楼、人民大会堂。虽然最终只看到了一闪而过的中国图书馆大楼，但是，也让他兴奋了很长的时间。
随后的几天，牛木林游览了广场、北海公园、景山公园、动物园、天文馆等景点。在凛冽刺骨的寒风中，他徜徉在广阔的广场，脑海里努力还原百万群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壮观场面，沉浸在人生最幸福、最美满的时刻。
牛木林最喜欢北京的地方是颐和园和地铁。颐和园占地广大，仿佛是辽阔无边的新疆，让人感到心情舒畅。地铁快捷方便，尽管里面人山人海，十分拥挤，却不会在半路上堵车，代表着现代的文明。
牛木林认定，眼前这个被寒冷和灰色包裹的城市不是自己心目中那个太阳发出万道金色的光芒、全国人民倾心向往和热情赞颂的首都北京。
在天津的时候，牛木林遇到了一位刚刚从181团返城的知识青年。
那个知青吞吞吐吐地告诉他：“我回来之前，听说你爸爸生病了。这个消息也不知道是真还是假？”
牛木林的直觉告诉自己：情况不好。
他赶紧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询问父亲的情况。
家里很快给他回了信，告诉他实际的情况：可能是常年四处奔波导致饮食不规律，也可能是因为吃腌菜过多的缘故，还有可能是因为头痛长期服用止痛片的原因，牛万山被医生检查出患上了胃癌。
牛万山的性格一向开朗豁达，喜欢与别人开玩笑逗乐。他每到一个新地方能够很快地打开局面，和大家融为一体。因此，住进医院的他并没有被病魔击倒。他积极地配合医生治疗，做了切除3╱4胃体的手术。
他的身体很快得到了康复。
与此同时，住在同一间病房的3位病友，病情比他的轻多了，却没有一个活着走出医院。
大病初愈的牛万山开始认真地规划自己的人生归宿。他希望有生之年叶落归根，回到故乡临夏去安度晚年。
1987年5月，牛万山一个人从新疆来到了兰州。
由于在临夏没有自己熟悉的亲人，牛木林在兰州的这几年一直没有去过临夏。既然父亲来了，而且是大病康复之后，牛木林打算抽出时间陪同父亲一起前往临夏。
周末，他和父亲乘坐班车来到了兰州以南100多公里的临夏市。
临夏市的城区布局像一个橄榄型的田径运动场。主干道就是环绕运动场的“跑道”和一条穿过市中心的东西走向的街道。
临夏的建筑大多数不高，但是，却密集而且陈旧。与其它城市显著不同的是，城市的角落遍布着大大小小具有中式建筑、阿拉伯建筑和伊朗建筑等风格的礼拜寺。大街小巷里飘动着许许多多洁白的帽子，犹如蓝天中流淌的一大片白云。
牛木林是第一次看到这么众多的回族人，心中既感受到一种来自民族的震撼力，又感觉到十分兴奋和许多的好奇。
地处城市东南郊大夏河石滩上是的活畜交易市场，尘土飞扬，人声鼎沸。精明的回族商人正做着牲畜和毛皮的生意。有的人在仔细地观察牛羊，有的人将手伸进对方的长袖子里，讨价还价。
适逢穆斯林的斋月，街上的行人大多步履缓慢，一脸的倦容，眼睛里却闪烁着虔敬和希望的光芒。
男性回族人的肤色由于日晒一般较深。年长者大多留着山羊胡子，穿着黑色和灰色的长风衣。年轻人一个个浓眉大眼，显得十分干练和精明。
女性回族人的肤色则比较白皙。年轻的女子头上戴着粉红色女式帽子或者绿色的盖头，显得青春又温婉。年长的妇女戴的是白色和黑色的盖头，慈眉善目，亲切可人。
有的回族和汉族在长相上没有很大的差别，如果不是衣着和语言上的差异，一般外人很难把他们区分开来；有的则长脸黑发、高鼻深目，明显地带有中亚和西亚人种的特点。
他们操着夹杂着阿拉伯语和伊朗语单词的回回话，语调急速流畅，就像阿拉伯语一样含混而飘渺。一般外地人很难听得懂。
在农贸市场里，牛木林在一个商家的柜台上没有看到商品，只看到上面盖着一块白纱布，便好奇地向汉族打扮的小贩询问道：“老乡，这块白纱布下面是什么东西？”
摊主轻声地解释道：“是猪肉。盖上纱布是为了不让逛市场的回族顾客感到别扭。”
牛木林的心中又是好一阵感动。他用赞许和敬佩的目光望着摊主：是的，各民族在一起生活和工作，需要大家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欣赏，相互包容，相互学习。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这样做，我们的社会该是多么美好啊。
第一夜，牛木林和父亲住在了临夏市东郊关家台166号大院的牛赛德家中。
牛赛德的家在一座拥有几十间房屋的高台大院里。这是他们两年前向公家讨要回来曾经被没收的家产的一部分。大院从中间用一堵高墙分隔成为前后两座院子。前院住着牛赛德一家人和一个孤寡老人。后院住着大队长和几户翻身得解放的贫下中农。
第二天，牛木林和父亲前往南龙乡杨妥村的姑姑牛宰乃拜家去。
57岁的牛万山兴奋地骑上牛赛德家的自行车，让牛木林坐在车的后架上。
牛木林担心父亲刚刚康复的身体吃不消，要求自己骑自行车驮着父亲。
牛万山坚决不同意，坚持要自己驮着牛木林。
牛木林无奈地坐在后架上。
牛万山骑着自行车，驮着牛木林，沿着欢腾的大夏河，一路向前方驶去，把一片片绿色的田野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牛万山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牛宰乃拜为马家养育了5个儿子两个女儿。其中，两个儿子移民到了新疆的伊犁，身边有3个儿子和两个女儿。老三儿子马舍伊布有一个约莫6、7岁大的儿子叫海龙。他对来自远方的牛木林特别亲热，整天跟在他的后面问这问那。
面临即将毕业的牛木林逗趣地问他：“海龙，你说我大学毕业以后干什么工作好？”
海龙闪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不假思索地说道：“阿舅将来能当县长。”
在小孩子的心中，县长是主宰一方、掌握老百姓生死福祸的父母官，是天底下最大的官员。
可是，牛木林对做官没有一点兴趣。在他看来，做官仿佛是不务正业。因此，他听了海龙的回答，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忍不住地揪了一下海龙挺拔的鼻子。
牛木林因为星期一还要上课，打算星期天的上午回兰州去。
他离开临夏的时候，牛赛德的3个孩子齐刷刷地站在大院的门口，依依不舍地和牛木林告别。他们是温顺内向、大约11岁的老大儿子，金发黄眼、大约7岁的老二女儿和黄发白肤、大约4岁的老三儿子。
牛木林向前走了两步，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为自己送行的孩子。他看见，两行眼泪从牛赛德老三儿子修长的黄色眼睫毛上滚落了下来……
没有过上一个星期的时间，牛万山突然来到了兰州。
他一脸疑惑的表情，对惊讶不已的牛木林说道：“离开老家也就25年光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倒不习惯这里的生活了。还是新疆好哇。”
送走了返回新疆的牛万山，牛木林开始忙着准备毕业论文了。
一天，学校通知牛木林去开会，说是挑选了他和班里的20位男女同学作为群众演员，配合学校的电教室和中央电视台拍摄一部电视专题片《今日兰大人》。
牛木林和同学们表现大学生上课和在图书馆阅读的情景，在校园的绿荫道上漫步交谈，最后还乘坐面包车登上了皋兰山，摆出眺望兰州美丽市容的造型。
神奇的电视摄像机引起了牛木林的莫大兴趣。他一向喜欢和尝试新鲜事物。那时候，电视机正在全国的千家万户普及当中，传播力和影响力十分巨大。
以前，牛木林打算报考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因为最优秀的高年级学生考取了那里的研究生。现在，他改变了个人的志向，不打算报考北京电影学院了，而是一心想做一名享有“无冕之王”称号的电视记者，从事神圣而伟大的新闻宣传工作。
牛木林在大学的4年时间，在中文系只遇到了两个回族学生。一个是比他高两级的东北回族，一个是比他低两级的云南回族。由于不在同一个班级，他们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来往。
当时，西北回族的文化水平相对比较低，知识分子更是十分罕见。有趣的是，牛木林毕业的那一年，中文系的系主任居然是一个叫马志杰的回族人。
马志杰的弟弟是临夏回族自治州一个学院的院长，希望哥哥给自己推荐一个毕业生充实师资力量。
马志杰看到牛木林的资料上籍贯写的是临夏，便与班主任商量安排牛木林到临夏去工作，不必再回到遥远的新疆了。
班主任平时与牛木林交流得比较多，知道他追求现代时尚，不会喜欢相对保守落后的临夏，也没有与牛木林进行沟通，自作主张地一口替他回绝了。
马志杰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于是对不知好歹的牛木林产生了不良的看法，从此不再关心和理睬他了。
牛木林也没有闲着。他在为自己的工作忙碌着。他的唯一志向就是到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这样国家级的媒体去工作。
时不凑巧，1986年全国各地发生了学潮。
上级部门决定，从1987年开始，大学毕业生不能直接进入国家级的单位和机关部门，一律先到基层锻炼。因此，分配给中文系的北京单位里没有一家是中央级的媒体。
面对困境，牛木林的心中不禁有些着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