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

  解缙**眉心,长吁短叹,满是忧愁之态。

  郁新也好不到哪里去,翻看着手中的奏折,只能锁眉,端起茶碗,热茶都冷了。

  “户部员外郎萧齐上书反对,希望皇上能收回三道旨意,这奏折我们该如何着墨?”

  郁新将奏折收起,起身走向解缙。

  解缙摆了摆手:“员外郎不算什么,真正让人担忧的是这一封奏折。”

  郁新接过解缙递过来的奏折,打开一看,不由深吸一口气,惊讶地喊了出来:“方希直怎也参与到这种朝事之中?”

  方希直,方孝孺!

  解缙端起茶碗,没了往日雅致,一饮而尽,叹道:“方希直不同于其他人,他的话,可是有很大影响。他反对三道旨意,若处理不当,可能引起满朝风波。”

  郁新凝重地点了点头。

  方孝孺这些年来很是低调,一心治学,很少参与政务。可他发声,没有人能听而不闻,要知道他现在的头衔全称是翰林院翰林学士,国子监儒学院院长,思政学府博士,还有着监察内阁的权力。

  不管是翰林院,还是国子监,亦或是思政学府,都有一群人称方孝孺为先生,先生发声,随后便是弟子跟进,先生被欺负,保不准明日就有一群人闹事。

  解缙有些头疼,无奈地说:“这方希直越来越涉入朝廷了,这不是一件好事啊。”

  郁新知道解缙是在说去年冬日寒灾时,方孝孺带学生要求朱允炆下罪己诏的事,按理说,老天怎么下雪,怎么个寒冷,也不关方孝孺的事,不能因为少了国子监五千斤煤炭就跳出来。而这件事似乎成了一个信号,一个方孝孺想要活跃于朝政之上的信号。

  这才几个月,方孝孺再一次卷入到军国大事之中。

  奏折中三千言,说尽礼仪之邦,满篇以和为善,以邻为友,只为了告诫朱允炆,大明不应霸凌诸国,霸气侧漏,应对外谦虚友好,宽容大度,应得饶人处且饶人,莫起兵戈之祸,徒害百姓与军士。

  郁新看过方孝孺的奏折,对解缙不安地开口:“若是递到武英殿,方希直怕是有难啊。”

  解缙无奈地添茶,苦涩地点头:“阳江船厂被劫掠,军情写得清清楚楚,而且抓了二百倭国俘虏,证实为倭国军士,而非寻常倭寇,由此可见,日本王足利义满已经将手伸向了我大明,可谓是不宣而战,我堂堂大明对等宣战倭国,合情合理,有理有据,如何能反对,还让皇上宽容,遵太祖不征讨之旨,当真是荒谬!”

  郁新拿着方孝孺的奏折,很是为难。

  自己与解缙反对朱允炆将事态扩大,不出动水师追踪与剿灭陈祖义,不对倭国作战,归根到底,不是因为不想支持,而是因为国内问题太多,西北事,北平事,耗费了朝廷太多人力、物力、财力,经不起更多折腾。

  当朱允炆勒紧腰带,下定决心收拾陈祖义时,解缙与郁新是点了头的,户部尚书夏元吉都没反对,而是旗帜鲜明地支持为阳江战死的军士报仇,夺回船匠,朝臣中请战派居多,在这种情况下方孝孺唱反调,不是出于现实的困难,而是出于儒士的宽仁,这就有点胡扯了。

  儒家的宽仁,不是佛教的光,啥时候也普照到了敌人脑袋上?

  谁若是对杀了阳江军士的倭人说一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估计朱允炆会先举起屠刀砍他全家,然后放下屠刀,回武英殿继续当自己的“佛”。

  国家有国家的尊严,有国家的底线,人家都不给你尊严,践踏你的底线了,你还眼巴巴地凑上去说,你打了我左脸,我还有右脸可以给你打,哪怕你把我打成猪头,我也是宽仁的,博爱的,咱们是好朋友,我不会对你动刀子。

  这种逻辑与思维,迂腐到郁新都感觉到可怕,可偏偏这迂腐的话语是一个大儒说出来的,他的背后,还有着一个个信服他的人。

  郁新叹了一口气:“是有些荒谬,可这奏折已送到内阁,想来六部也已知晓,朝臣都在看着内阁与皇上的态度,若拟写反驳之词,为方希直发声者必众,明**我便会被他人攻讦弹劾。若不作处置,直接转给皇上,也必会被皇上斥责。”

  解缙头疼就头疼在这里,方孝孺背后有一群儒生,不说一呼百应,但喊一嗓子叫个三五十号人还是有可能的,虽说自己不怕弹劾,但也不想总被人摁着骂啊,鬼知道这些人能想出什么词,万一牵强附会,把自己给拉下去,可就真冤枉了。

  “遵本心吧。”

  解缙下定了决心,不能什么事都让朱允炆抗,自己需要有当盾牌的觉悟。无论是水师对陈祖义,还是大明对倭国宣战,这都是**正确的事,自己理应去做,也不应畏惧。

  立场,不取决于别人的声音在哪里,而取决于自己的脚站在哪里。

  郁新看着解缙挥毫,写下了一段评判:

  希直言,妇孺闻尤唾之。

  臣缙进言,革其思政学府博士之职,以观后效。

  简单的字,透着满满的嘲讽,带着反击的刀锋。郁新担忧地看着解缙:“如此一来,你与方希直之间就没转圜余地了。”

  解缙冷哼一声,颇是不屑:“他若不服,大可带弟子来战,解某人还没怕过他。”

  郁新沉思了下,摇了摇头,提起笔在解缙评语之后又添加了三个字:

  臣附议。

  解缙有些诧异:“你与方希直私交不错,这样做的话怕会……”

  郁新转过身,坚定地说:“国事岂能容私情左右,虽说朝廷对倭国宣战有些仓促,以当下水师力量也很难远征倭国,但倭国军士犯我阳江,杀我军士,若不亮明态度,大明还有何威严。正如梅殷所言,天下人都在看着朝廷,我们不能退啊。”

  解缙整理好奏折,感叹道:“可惜,他们看不懂,总一位宽仁四方才是治国之道,总认为国虽大好战必亡。你看着吧,反对之声怕会不绝于耳。”

  郁新自是清楚这一点,儒士所接受的教育决定了他们在对外上过于宽容,总希望寻求和平手段来解决问题,这些年来,朱允炆兴盛文治的同时,并没放下过武功,或许这种开拓、战争与冒险,让他们不安吧。

  事实上,自己也不安。

  郁新坐了下来,陷入沉思,从目前来看,朱允炆所作所为并没有错,只是感觉这一切发生的有些恍惚,总透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似乎这一切的对策,早已摆在了朱允炆的桌案上,阳江事件的出现,恰恰给了朱允炆这个机会。

  梅殷也好,铁铉也好,都极力主张对陈祖义出动水师,可没一个人主张对倭国宣战的,更没有一个人能想到派遣使臣去朝-鲜,商议借水道或合击倭国,可偏偏朱允炆的三道旨意中,只有第一道是针对陈祖义的,第二道与第三道都是针对倭国。

  这个皇帝,对倭国还是一如既往的,嗯,苦大仇深?

  没错!

  就是苦大仇深的感觉。

  从建文元年赶走倭国监生,下旨禁绝倭国进入大明及海域,到后来整顿沿海卫所,清剿倭寇,再到如今彻底宣战,甚至有对倭国斩尽杀绝的意味。

  看过往,只是与倭国沾边,朱允炆就没打算善罢甘休过。

  郁新甚至怀疑,若是鞑靼、瓦剌犯边,杀了大明几百军士,朱允炆很可能不会如此态度,最多也就是加强戒备,找机会收拾过来。

  朱允炆看到了方孝孺的奏折,对这位大儒的耐心也消磨殆尽,下旨传召方孝孺入殿,没有人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只知道方孝孺出宫这段路上摔了三个跟头。

  翌日一早,方孝孺上了奏疏,表示自己年纪大了,想要回家宁海过几天清闲日子。面对如此大儒请辞,朝廷至少应该走走程序,挽留一次,让方孝孺再次请辞,再挽留一次,再请辞,第三次的时候批准,可这次内阁与朱允炆都很干脆,程序都没走,直接批了。

  方孝孺的离开,标志着朱允炆正式对守旧儒学、守成儒学、对外宽仁儒学出手。

  在朱允炆、杨士奇、李-志刚等主导下,国子监儒学不得不适应这一变化,从各类典籍中寻找理论依据,补充开拓、进取、伟业等内容,将治国平天下中的平天下,引申为国无敌患,四海清平,天下方平。

  思想的转型是缓慢的,但毕竟已经开始。

  看不清形势,甘愿缩头,打着为民为国旗号反对朝廷清剿海贼、对倭国宣战的一干儒士、官员,不需要朱允炆清理,吏部就先一步动作起来。

  吏部尚书蹇义经过几年的沉淀与观察,终于了解了朱允炆的**理念与方针,开始迸发出自己的智慧。

  蹇义一改往日的平和,大刀阔斧,借着全察的机会,对于那些尸位素餐,只谋私利,不敢进言,没有作为的官员发动了弹劾。

  蹇义一斧头下去,短短数日,都察院锐减了三十多人,这让都察院左都御史戴德彝脸都黑了,可又抓不到吏部的把柄,只好发了狠,你们能干,我们都察院也不是吃素的,想整顿,那就来一次大的整顿。

  全察一开始,应该是不温不火的,可谁料,建文六年的全察一开头,就如烈火添油,燃烧得猛烈。

  这一把火从京师很快烧到地方,大明官场风气为之一变,加上今年是十优州府、百强县之年,还是大朝觐之年,几重考核叠加在一起,**污吏更是胆战心惊,今天要面对御史,明日要面对户部官员,后天还得接待安全局盘问,大后天还得去布政使司汇报工作……

  全察的开始,分散了官员的注意力,也没几个官员再会去心疼什么倭国,谈论什么仁善博爱,现在最重要的是自己脑袋上的官帽。

  上百内侍抬着一个个箱子进入坤宁宫,马恩慧看着摆满院子的礼物,不由微微蹙眉。

  代王妃徐妙清对马恩慧款款行礼:“代王说朝廷要打海贼,打倭国,臣妾可不敢妄议国事,只是想起前段时日朝廷发行债券,眼下又动水师出征,想来压力颇大,正好家中还有些钱财,便送一些到宫中,万望能为宗室出一分力,将那海贼倭寇铲平,也好让百姓们过上安稳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