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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选人院位于台府东侧附近的闾里，本来是一座气派恢宏的寺庙，后为台府征用以教习选人。
南朝城市的发展要领先于北朝，像是居住区、贸易区和公共服务区等等不同功能的区域大多已经出现，但是在规划方面就比较混乱，也使得整个城池都显得杂乱无章。
北方的城镇之所形成，一个最大的功能就是满足军事需求，城人或者城民见着文书之中，干脆就是指的军人。所以北方的城镇往往区域划分严明，望上去就显得井井有条。
李泰之前提出要将襄阳城迁移，也并非无的放矢、没事找事，因为襄阳城的城池规划就颇不合理，各个杂乱的区域尤其不能满足城中人员物资快速调度集散的军事要求。
同样的毛病也存在于江陵城，所以梁帝萧绎在江陵遭受进攻的时候，要在城外设置几十里的长栅作为防御，仿佛城墙根本不能发挥城防作用一般。至于建康城是否也是如此，李泰没有亲眼见过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想来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大凡这样欠缺一个整体规划的城池，想要再原有基础上再添加什么新的功能区，那自然是非常困难的。官衙私邸杂错分布，想要归整起来会面对各种各样的人事纠纷。
所以如果李泰真的打算在襄阳久留的话，按照他的性格习惯，保不准会真的重造一座襄阳城，眼下这比较杂乱的城池布局实在不符合他的审美观。
不过南方城池虽然规划杂乱，但也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寺庙非常的多，而且大多占地面积不小。这对李泰而言，那就等于是需要的时候随时可作征用的储备用地，直接将这些寺庙加以征用，倒是免却了许多拆造的麻烦。
选人也是台府今年所提出来的一个新概念，意思是指经过州郡举荐、投牒自荐或者台府征辟，并且经过了台府所举行的举人试，从而获得台府选官资格的人才。
这些人在选人院中学习台府的规令格式等一系列政务章程与吏术，只有将各种书令格式与政务流程全都熟悉并铨选通过之后，才能获得台府的选授任官，属于台府的人才储备库和官吏选拔中心。
李泰来到襄阳之后，随着选人院建立起来，每个月都要抽出一定的时间来到选人院，亲自教授几节课程。
这些选人们不再只是单纯的书庐学子，他们在未来不久之后往往都要走上各自的岗位，参与处理台府各种军政事务，当然也有必要了解一下李泰这个台府老大的行事风格。
李泰的人气之高自然不必多说，每每当他在选人院开讲课程的时候，便是选人院最为热闹的时刻，课舍内外聚集了满满当当的选人，无论听得见听不见李泰讲课的内容，也都全神贯注的在倾听。
包括选人院中的那些讲师博士们，也都要在得知李泰行程的第一时间便匆匆赶到课堂来抢占一个好位置，以便于聆听教诲、书录讲义。
李泰自不是为的感受这些追捧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他所讲课的内容也鲜少涉及到太过玄虚的领域，往往都是选才、役用、仓管等等比较具体的行政管理内容，有的是他自己来到这个世界后转任诸事的经验总结，有的是来自后世一些行政管理经验。
柳昂、韦瓘等后进子弟，如果按照彼此关系来说的话，既然来到了襄阳，安排一个职位进仕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哪怕不安排一些剧要曹司，如之前那些亲徒子弟一般安排担任帐内亲信侍从的职位也可。
不过如今既然有了专门的培训机构，李泰便也直接安排针对他们特试一场，通过之后便进入选人院培训学习，今年秋后一并参加铨选再授官。
这倒不是为了体现他的公正无私、一视同仁，只要是个人就难免会有亲疏远近的区别对待。只不过眼下正是选人制度的一个创建期，如果他还任意的开放什么方便之门，无疑会令制度的庄重性大减。
后世讲到魏晋南北朝的用人制度，脑海中往往会浮现门阀、九品中正制之类概念和印象。这想法不能说错，但也不够全面，起码在制度建设方面来说，察举制以及官学教育无论在南朝还是北朝，其实也都是存在着的。
诸如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别管察举选拔的人才质量高低，起码制度在执行。
北朝的国子、太学，只要入选为学生，便拥有了品阶在身，可以直接转任别的官职。南朝则就加了“明经”这样一个名目，凡诸官学学子，必须要通过明经考试，才可以获授官职，明经就等于是完成学业的毕业考试。
这样一看，无疑是南朝的教育和选官制度要更加的合理与科学，如果不加考核，谁知道你究竟学成什么样了？但从实际执行所取得的效果来说，那也只能是嘿嘿嘿。
虽然南朝的明经取士形同虚设、效用不大，但只要有，对于后来者而言就是一个可作借鉴的规令内容。李泰在选人院制定的铨选考试，就是类似于南朝国学明经考试，同时也就被李泰命名为“进士”，取义考得过便可进仕。
当然实际上的科举进士科跟这个还是不同的，李泰也只是为了灌输这样一个概念，为后来的制度推行而作铺垫。
科举的产生是一个制度完善的过程，而并非有着明确时间和标志的概念，很多人讲起隋炀帝开创科举打破门阀垄断就满怀激动，但是隋炀帝开创的科举是什么形式、又如何打破垄断，却也未必说的清。
北周到隋朝，吸收了南朝的明经名目，开始有了“举明经而进仕”的记录，同时秀才科也频有应举，只是考取的规模非常严格。但这一时期还是属于察举制的范畴，因为这一时期考生的范畴还只在于官学、郡学与州郡贡士，与前代没有显着的区别。
隋炀帝年间下诏“十科举人”，着令五品以上官员按照十科标准举荐人才，所谓的十科便是“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秀、才堪将略、臂力骁壮”，有一于此，不必求备，待以不次，随才擢升。
这样一来，无论是乡贡贡士的范围，还是选授的标准都大大放宽。与此同时，在明经、秀才等察举常科之外，进士科也正式出现，选才的途径进一步增加。进士科需策时务，时务就是当下发生的事情要务，如此一来选士的标准也变得更加灵活且务实。
有了这些选士之法的开拓和创新，到了唐高祖武德年间，进一步又扩大了参加考选的范围，不再只局限于官学乡贡等选士，凡诸才士亦可自举。由此科举作为一种选才制度，才算是初步形成。
人对新事物的理解和接受，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对于见识之外的人事往往欠缺一个想象的能力。科举作为一个更有活力的选士方法，或许在表面的形式上谈不上有巨大的开创，但是对上下阶级的洞穿这一内核力量，却是需要时间来凝聚。
襄阳城不只有选人院，梁王萧詧在时便已有州学，而台府移镇于此后，穰城府学也一并迁移而来。但是讲到距离仕途最近的，无疑开始一考便可进士的选人院。
因此选人院也成了有志出仕、希望加入台府统治的时流们的首选目标，再加上之前襄阳时流争与台府功士联姻，李泰为了投桃报李便也给他们发放了众多的选人资格。
如今选人院也是人满为患，在学选人足足达到了上千众之多，其中不乏才器猥下之徒掺杂其中。
对此台府的应对是将这些生徒分为自费与公费两种，之前的举人试与院中旬月考试名列前茅者都可获得台府的专项补贴，可以保证衣食与学习的消耗甚至还能有所盈余。但是其他大部分生徒，则就需要自费了，而且缴费数额还不低。
同时对于选人院的选士标准，李泰规定要奉行一个宽进严出的模式。凡境内豪强大族，只要愿意都可以将家中子弟送来选人院接受培训学习，但是台府选士的标准却绝不会放宽。如果愿意的话，家中财力也允许，这些人可以在选人院做上一辈子的后备官员！sxbiquge/read/72/72447/ )
襄阳选人院位于台府东侧附近的闾里，本来是一座气派恢宏的寺庙，后为台府征用以教习选人。
南朝城市的发展要领先于北朝，像是居住区、贸易区和公共服务区等等不同功能的区域大多已经出现，但是在规划方面就比较混乱，也使得整个城池都显得杂乱无章。
北方的城镇之所形成，一个最大的功能就是满足军事需求，城人或者城民见着文书之中，干脆就是指的军人。所以北方的城镇往往区域划分严明，望上去就显得井井有条。
李泰之前提出要将襄阳城迁移，也并非无的放矢、没事找事，因为襄阳城的城池规划就颇不合理，各个杂乱的区域尤其不能满足城中人员物资快速调度集散的军事要求。
同样的毛病也存在于江陵城，所以梁帝萧绎在江陵遭受进攻的时候，要在城外设置几十里的长栅作为防御，仿佛城墙根本不能发挥城防作用一般。至于建康城是否也是如此，李泰没有亲眼见过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想来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大凡这样欠缺一个整体规划的城池，想要再原有基础上再添加什么新的功能区，那自然是非常困难的。官衙私邸杂错分布，想要归整起来会面对各种各样的人事纠纷。
所以如果李泰真的打算在襄阳久留的话，按照他的性格习惯，保不准会真的重造一座襄阳城，眼下这比较杂乱的城池布局实在不符合他的审美观。
不过南方城池虽然规划杂乱，但也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寺庙非常的多，而且大多占地面积不小。这对李泰而言，那就等于是需要的时候随时可作征用的储备用地，直接将这些寺庙加以征用，倒是免却了许多拆造的麻烦。
选人也是台府今年所提出来的一个新概念，意思是指经过州郡举荐、投牒自荐或者台府征辟，并且经过了台府所举行的举人试，从而获得台府选官资格的人才。
这些人在选人院中学习台府的规令格式等一系列政务章程与吏术，只有将各种书令格式与政务流程全都熟悉并铨选通过之后，才能获得台府的选授任官，属于台府的人才储备库和官吏选拔中心。
李泰来到襄阳之后，随着选人院建立起来，每个月都要抽出一定的时间来到选人院，亲自教授几节课程。
这些选人们不再只是单纯的书庐学子，他们在未来不久之后往往都要走上各自的岗位，参与处理台府各种军政事务，当然也有必要了解一下李泰这个台府老大的行事风格。
李泰的人气之高自然不必多说，每每当他在选人院开讲课程的时候，便是选人院最为热闹的时刻，课舍内外聚集了满满当当的选人，无论听得见听不见李泰讲课的内容，也都全神贯注的在倾听。
包括选人院中的那些讲师博士们，也都要在得知李泰行程的第一时间便匆匆赶到课堂来抢占一个好位置，以便于聆听教诲、书录讲义。
李泰自不是为的感受这些追捧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他所讲课的内容也鲜少涉及到太过玄虚的领域，往往都是选才、役用、仓管等等比较具体的行政管理内容，有的是他自己来到这个世界后转任诸事的经验总结，有的是来自后世一些行政管理经验。
柳昂、韦瓘等后进子弟，如果按照彼此关系来说的话，既然来到了襄阳，安排一个职位进仕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哪怕不安排一些剧要曹司，如之前那些亲徒子弟一般安排担任帐内亲信侍从的职位也可。
不过如今既然有了专门的培训机构，李泰便也直接安排针对他们特试一场，通过之后便进入选人院培训学习，今年秋后一并参加铨选再授官。
这倒不是为了体现他的公正无私、一视同仁，只要是个人就难免会有亲疏远近的区别对待。只不过眼下正是选人制度的一个创建期，如果他还任意的开放什么方便之门，无疑会令制度的庄重性大减。
后世讲到魏晋南北朝的用人制度，脑海中往往会浮现门阀、九品中正制之类概念和印象。这想法不能说错，但也不够全面，起码在制度建设方面来说，察举制以及官学教育无论在南朝还是北朝，其实也都是存在着的。
诸如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别管察举选拔的人才质量高低，起码制度在执行。
北朝的国子、太学，只要入选为学生，便拥有了品阶在身，可以直接转任别的官职。南朝则就加了“明经”这样一个名目，凡诸官学学子，必须要通过明经考试，才可以获授官职，明经就等于是完成学业的毕业考试。
这样一看，无疑是南朝的教育和选官制度要更加的合理与科学，如果不加考核，谁知道你究竟学成什么样了？但从实际执行所取得的效果来说，那也只能是嘿嘿嘿。
虽然南朝的明经取士形同虚设、效用不大，但只要有，对于后来者而言就是一个可作借鉴的规令内容。李泰在选人院制定的铨选考试，就是类似于南朝国学明经考试，同时也就被李泰命名为“进士”，取义考得过便可进仕。
当然实际上的科举进士科跟这个还是不同的，李泰也只是为了灌输这样一个概念，为后来的制度推行而作铺垫。
科举的产生是一个制度完善的过程，而并非有着明确时间和标志的概念，很多人讲起隋炀帝开创科举打破门阀垄断就满怀激动，但是隋炀帝开创的科举是什么形式、又如何打破垄断，却也未必说的清。
北周到隋朝，吸收了南朝的明经名目，开始有了“举明经而进仕”的记录，同时秀才科也频有应举，只是考取的规模非常严格。但这一时期还是属于察举制的范畴，因为这一时期考生的范畴还只在于官学、郡学与州郡贡士，与前代没有显着的区别。
隋炀帝年间下诏“十科举人”，着令五品以上官员按照十科标准举荐人才，所谓的十科便是“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秀、才堪将略、臂力骁壮”，有一于此，不必求备，待以不次，随才擢升。
这样一来，无论是乡贡贡士的范围，还是选授的标准都大大放宽。与此同时，在明经、秀才等察举常科之外，进士科也正式出现，选才的途径进一步增加。进士科需策时务，时务就是当下发生的事情要务，如此一来选士的标准也变得更加灵活且务实。
有了这些选士之法的开拓和创新，到了唐高祖武德年间，进一步又扩大了参加考选的范围，不再只局限于官学乡贡等选士，凡诸才士亦可自举。由此科举作为一种选才制度，才算是初步形成。
人对新事物的理解和接受，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对于见识之外的人事往往欠缺一个想象的能力。科举作为一个更有活力的选士方法，或许在表面的形式上谈不上有巨大的开创，但是对上下阶级的洞穿这一内核力量，却是需要时间来凝聚。
襄阳城不只有选人院，梁王萧詧在时便已有州学，而台府移镇于此后，穰城府学也一并迁移而来。但是讲到距离仕途最近的，无疑开始一考便可进士的选人院。
因此选人院也成了有志出仕、希望加入台府统治的时流们的首选目标，再加上之前襄阳时流争与台府功士联姻，李泰为了投桃报李便也给他们发放了众多的选人资格。
如今选人院也是人满为患，在学选人足足达到了上千众之多，其中不乏才器猥下之徒掺杂其中。
对此台府的应对是将这些生徒分为自费与公费两种，之前的举人试与院中旬月考试名列前茅者都可获得台府的专项补贴，可以保证衣食与学习的消耗甚至还能有所盈余。但是其他大部分生徒，则就需要自费了，而且缴费数额还不低。
同时对于选人院的选士标准，李泰规定要奉行一个宽进严出的模式。凡境内豪强大族，只要愿意都可以将家中子弟送来选人院接受培训学习，但是台府选士的标准却绝不会放宽。如果愿意的话，家中财力也允许，这些人可以在选人院做上一辈子的后备官员！sxbiquge/read/72/72447/ )